魏策策：中国乡土文学的发生与百年流变

西方世界语境中的“乡土文学”被认为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怀旧的自然产物，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传奇、科马克·麦卡锡的《边境三部曲》等都被作为乡土文学的典范。但是，如果说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乡土文学产生的原因则是不全面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乡土文学的书写都可以追溯到其文学源头中对农神与乡情的描写，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农民与日子》《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都显现着乡土乡情。所以，广义的乡土文学能容纳与乡土乡情书写相关的各种文学形态，具有时代的贯穿性，可以前溯到早期农业文明时期的文学，具有人类普遍性，作为一种自在的文学状态一直存在。狭义的乡土文学则指现代乡土文学，是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冲突的产物，与城市对乡村和人的压迫相关，与人的流动相联，有极强的地域性，是文学回应社会组织结构变化的自为性觉醒。现代乡土文学的乡情也具有现代意义，乡村和城市作为相异的两种生存空间，在融合对立的动态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可分割，又时刻较量，刺激乡土文学的不断勃发与生长。广义的乡土文学和狭义的乡土文学之分警示着我们，在乡土文学的认识中不能一味认为工业化城市化是乡土文学发生的条件，这种因果关系是不合逻辑的。西方现代意义的乡土文学萌芽于18世纪中期的法国启蒙运动，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正式诞生。①中国学界常常借鉴的雷蒙德·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②中的理论和美国的乡土文学③经验，认为“乡村”和“城市”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乡土文学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乡土文学的概念形成、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是在和城市文学的对照下逐渐凸显的。

雷蒙德·威廉斯《乡村与城市》商务印书馆

当我们将中国文学近百年的发展置入近代中国的沧桑苦难和风云巨变中时，会发现除了“文学革命”“人的文学”“文艺大众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民族形式问题论争”等重要的概念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紧密相关，是研究中国文学现代进程的关键词外，“乡土文学”的常青现象也令人瞩目，其关涉到中国的地理、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种维度，是中国文学现代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收获。首先，“乡土文学”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持续时间长，与百年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形成了互文性的关系;其次，“乡土文学”创作实践丰富，从鲁迅、沈从文到莫言、陈忠实，作品数量之繁，内中流派之多也蔚为大观，是现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形态之一;再次，乡土文学的理论构建和批评以周作人和鲁迅为源头，经茅盾、王瑶、刘绍棠、孙犁、丁帆等人的界定或讨论，一直得到不断更新和丰富;第四，乡土文学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文学史”书写景观，④一定程度上积淀着中国文学的经验。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总结“乡土文学”的经验，社会地、历史地考察乡土文学的常与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中国乡土文学的生发与流变都有其独特性，它植根于中国大地，有理论，有实践，在中国本土文化的滋养中生根，受20世纪的外来影响破土而出，成长则伴随着百年中国的抗争、独立、复兴，“乡土文学”的内质问题是历史的、中国的、世界的、人类的，虽曰“乡土”,实则“不土”。中国的“乡土文学”因其现代意识而与世界文学时刻处在互动之中，也与中国文化、社会、历史深具精神关联，是窥见文学的中国-世界、传统-现代的最好入口，更是研究现当代中国本土文学一个极佳的样本，提供给我们以中国文学在本土-民族-世界的选择中如何继承开拓的可贵经验，是探究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有效角度。

一、 乡土文学与国民文学

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就不仅是“一种学术史研究”,“一种特殊的历史研究”(丁帆 李兴阳10),也应该具有社会研究和文化心理研究的视野。尽管乡土文学研究的论着不胜枚举，但以往的乡土文学研究重点往往在其概念界定、思想内容、审美风格，忽视了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何以横空出世并为何被迅速征用，乡土文学和外来文学、中国本土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还比较薄弱;对百年乡土文学中的民族文艺理论和美学经验的提炼也嫌不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尤其在研究乡土小说的生发时，文学作为社会思潮的一脉必有其诞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动因，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概念之产生有自己深刻的历史和时代原因。

1910年，周作人在《〈黄蔷薇〉序》中认为，匈加利(匈牙利)育珂摩耳(约卡伊·莫尔)的中篇小说《黄蔷薇》，“多思乡怀古之情，故推演史事者既多，复写此以为故乡纪念，源虽出于牧歌，而描画自然，用理想亦不离现实，则较古为胜，实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也”(20)。这段话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发先声者，被屡屡引用，然而我们往往忽视了周作人引用他人对《黄蔷薇》的这句评论：“文学史家贝谛(Beothy Zsolt)评骘素严，乃极称许之，谓足以永作国民文学之华饰云”(19)。周作人首倡乡土文学，因为《黄蔷薇》直至1927年才得以出版，再加上他并没有对乡土文学给予明确的界定，所以“乡土文学”并未引起大的影响。但我们仍能看出早期他对乡土文学的评判内涵丰富：“思乡怀古之情”论及审美标准和思想内容;“推演史事”规定了乡土文学的现实手法;“源虽出于牧歌，而描画自然”则是对乡土的艺术性的要求;而对《黄蔷薇》“国民文学”品性的认可与引用显然是周氏对乡土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之期许。这里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现代乡土文学的萌芽与异域文化和民族主义思潮不可分，颇有“拿来主义”模仿取法的意味。这从周氏推扬约卡伊·莫尔的《黄蔷薇》及当时文坛引介的不少作品来自欧洲弱小民族可以看出。二是作为新文学结出的硕果，乡土文学对“五四”文学既有继承，又有反叛。以往我们强调乡土文学创作的“去西化”是对“五四”时期文学创作过于西化的反拨，而事实上乡土文学“下沉到民间”和用乡土语言创作的实践，也带有一定的革命气息，是对“五四”文学的延续。第三，周氏的隐含话语是“乡土文学也可以是国民文学”。这里的“国民文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独秀1917年提出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⑤的呼告，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深入人心的时代，“国民文学”的口号似乎更水到渠成，因为彼时，屈原、陶渊明等都被冠以“国民文学家”而重新发掘了出来。⑥虽然周作人将乡土文学和国民文学并提，但只是带出概念，没有做明晰的区分与解释，之后，乡土文学和国民文学的概念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交叉和纠葛，其中有两次高潮。

《黄蔷薇》

第一次小高潮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此时，新旧文学仍处在激烈的争锋之中，文学的未来在哪里？文学发展的障碍又何在？显然，新文学占了上风，要革了旧文学的命。国民文学却欲将新旧文学都纳入其中，态度比较暧昧。创造社在《创造》出版预告中，就将“未来之国民文学”作为办刊宗旨。⑦一篇名为《国民文学之决心》的文章主张“采撷古今中外之众长而任人之所取高下，各得其宜，此吾人对于国民文学惟一之决心也”(顾实 52)。这句调和折衷的话语实则是旧文学的辩护，意在将新文学旧文学都纳入“国民文学”之中。1923年至1924年间，郑伯奇在《创造周报》上连载《国民文学论》力图澄清国民文学“国民”和“民族”的宏大面向，却主张将“爱国”用“爱乡”表达出来，他说：“国民成立的主要成分可以分为有形无形两种。无形的就是说精神的成分也有两种：一是爱乡的感情，二是类似的意识。强调爱乡心和执着的乡土的感情”(郑伯奇 1)。“爱乡心不仅是文学上的主要成分，实在是一部分文学作品的泉源。所谓乡土文学，乡土艺术，便是这种。国民文学不是这样狭小，他要把这种乡土感情提高到一个国民共同生活的境地上去。乡土文学固然是很必要的，但是国民文学与写实主义结合到某程度上，他自然也可以发达。所以现在要提倡乡土文学，不如先建设国民文学：这是顺序上必然的道理。”(2)国民文学“含有乡土的感情，国民文学潜伏着国民意识，国民文学以国民生活为背景。”(4)显然，面对当时乡土文学创作的热潮，郑伯奇试图用国民文学囊括乡土文学，并且设定了国民文学优先于乡土文学的逻辑，抛弃病态的、狭小的爱乡心，摒弃狂妄或卑下的民族意识，用恰当的国民意识写作是他所要申明的。似乎为了纠正对乡土文学的含混态度，郑伯奇在1925年和穆木天联合，再次发表有关国民文学的观点，这次他规定了国民文学写作的具体内容，⑧将国民作为中心，而乡土文学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但是相比他提出的研究历史、复活精美的古文古语等，乡土文学却是最容易操作的一项，也是富有新意和时代性的写作方向。钱玄同、林语堂等发文反对国民文学，钱玄同认为应该考察民族的真相，“我以为别国纵使曾经积极地提倡过国民文学，咱们并不因此而亦需提倡，或者咱们竟是不应该提倡它也说不定。”(钱玄同 120)因为国民文学对旧文学的维护，招致了“国粹、拳匪”等责难，周作人针对此为国民文学辩护，认为国民文学“不过是民族主义思想之意识地发现到文学上罢了。”而“主张的理由明若观火，一国的文学如不是国民的，那么应当如何，难道可以是殖民的或遗老的么？[……]国民的自觉太没有，所以政治上既失了独立，学术文也受了影响，没有新的气象。国民文学的呼声可以说是这种堕落民族的一针兴奋剂。”⑨王独清也高调支持国民文学。(10)1920年代，国民文学为了立足，基调是爱乡爱国，倡导乡土文学。

第二次小高潮是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沦陷区文学借助乡土文学表达民族主义情绪，这次重提乡土文学时，乡土文学和国民文学已然分化。1935年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后，“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被一锤定音。鲁迅的鲁镇、未庄，茅盾的“农村三部曲”,蹇先艾的《在贵州道上》《到镇溪去》《蒙渡》，废名及沈从文等人的创作硕果促使乡土文学持续勃兴，大受拥趸。而“国民文学的根柢则是种族精神”(佐藤清75),民族主义文学刊物《国民文学》的发刊词有言：“国民文学是广义的文学，——以新文学的方法达成我国民在现阶段所要求的种种文学。[……]无国民则无国家(No nation, no state),国民文学在于“向帝国主义的进攻及联合世界弱小民族”的任务”(“发刊词” 1—2)。如果说，初期国民文学的口号有着面向未来开掘国民新精神的使命意识，这一时期的国民文学则走向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漩涡中，成为民族和政治的代言角色，“‘国民文学’的政治理念，便是‘国家第一’”(柳龙光 2),“国民文学既非偏狭的固陋的民族文学，更不是抽象的轻浮的自由主义文学;它始终是积极的能动的集体的高级近代文学”(3)。虽然国民文学也标榜兼顾世界文艺和中国文艺，(11)但显然，“国民”是个抽象的字眼，具有强烈的文学革命性，且已成为民族文学的一个形态。这时，乡土文学也不甘示弱，大有要统揽国民文学的意愿，关永吉认为，周作人所言的国民文学，实际上与乡土文学类似。(12)

茅盾《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联系周作人对《黄蔷薇》作为国民文学典范和乡土文学杰作的赞许，不难看出，从一开始，这两个概念就互有交叉重叠，导致后面需不断厘清。国民文学是“国家”和“民族”糅合后的文学，乡土文学是启蒙知识分子们改造社会的试验田，国民文学与乡土文学试图取代对方但都失败了。从两者概念的辨析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在民族-世界的新格局中寻求“新变”,寻找恰当的文学名词和概念表达的努力。在五四文学退潮之际，中国文学必须拿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国民文学是在“现代性民族共同体中所形成的”(王向远90)文学形态，作为一个外来词，既缺乏本土之根，又显得比较过气，而且在民族-世界的框架下，在新文学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气候下，恰是需要文学主体由抽象的“国族”转变为具体的“个人”之时，国民文学并不能代表文学的未来，而民族文学、普罗文学、国防文学、自卫文学、战争文学、大众文学等纷纷亮相，这些同质化的口号文学对国民文学构成了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国民文学作为文学运动旗帜的期待受到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文学的呼告正好为乡土文学概念在文学史上确立地位做了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二、 乡土文学与乡土共识

我们要探寻“乡土文学”这个命名的必然性，尤其要思考当代文学为何反复溯源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百年来在文学界被广泛接纳的基础是什么？除了对都市文学“消费和享乐”(茅盾 118)为主色调的对抗外，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中国文学“月是故乡明”的恋乡情结深沉顽固，且因农业文明的漫长而亲近自然，文学中农夫渔樵、风土田园、感时怀乡的主题屡见不鲜，在中国文学中，乡土与母亲、家园的含义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这使得乡土文学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也容易言之有物，在鲁迅的示范效应下迅速掀起创作热潮。唐弢说，“乡土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很深的根基。‘人情同于怀土’”(唐弢 34)。乡情乡恋构成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心理根基，这一点许多论着中都有提及，不必多言。

其次，从文化传统来讲，礼乐失坠之时，“礼失求诸野”是一个惯常传统，处在国家和文化行将灭亡的关头，新文学一方面极力世界化，一方面要守住民族之根，去乡野挖掘中国文化不息的生命力，也符合新文学下沉到民间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礼失求诸野”是中国文化自我调整的方法，也是知识阶层重建社会秩序和理想的一个途径，中国有丰富的地方志传统，又符合怀着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所指，在求诸乡土和批判乡土的张力中，作为方法的乡土文学有着代表中国新文学的理想化色彩。沈从文的《边城》就符合守护民间民族的“求诸野”之道。

《边城》沈从文

再次，从文学传统来看，中国文学乡土意识和农耕文化相联，知识阶层的乡土经验也十分丰富，而文化的地域传统古已有之，自宋代始地域特征逐渐鲜明，到清代十分凸显，“文化的地域特征愈益鲜明、文学的地域色彩日益突出、文学的地域传统也愈益为人们所自觉”(蒋寅 171),地域文学派别繁多，根深蒂固，有点类似于地方文艺，但这恰恰是新文学所要反对的，就如周作人说，“现今这样的时势之下，再来提倡地方主义的文艺，未免心眼太狭了，决不是我的本意”(“地方与文艺”;《周作人散文全集》 101)。经过调整的地方主义，是乡土文学的基础，“乡土文学和这种狭义的地方主义文学不同，它是和新地方主义文学相仿佛的东西。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广义的地方主义文学就是乡土文学，而乡土文学是作者在实践的生活里，把握了社会现象的本质，使他对眼前的人物，事件引起明显的对比，引起甑或爱，而通过艺术的处理表现处理的作品”(赵玄武 5)。可见，克服地方主义的弊病，就需要把地域文学进行整合，赋予其新的时代性，这其中一个深刻的思维逻辑是： 随着西方文明的侵入，地球随之变小，与列强相比，偌大一个中国变成了封闭落后的“乡下”,中国也由天朝变成了地球一隅之地，地域文学散兵游勇的状态必须进行整体性思维的转换，才能与世界对话。因此，乡土文学正是新文学找到了白话文的形式之后，需要合适的书写内容之际，自然而然的选择，乡土文学不仅是“地域文学”整合包装为“中国新文学”的文学概念，也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和美学书写母题。所以，乡土文学内在地植根于地域文学深邃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克服了国民文学的宏大和偏狭;外在地又具备与世界乡土小说潮流应和的审美想象。也就是说，对地域文学传统的辩证因袭是乡土文学萌生的根基，而突破地域文学与国别文学的限制追求世界性是乡土文学破土的动力，这一点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比如“京派”乡土小说、“东北作家群”等创作群体的“地方性”与其创作的世界视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对应，才诞生了所谓的“乡土社会”和“乡土小说”概念。(13)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通过与国民文学与乡土文学梳理，可以看出，中国乡土文学从开始就是对本土地域文学在中国文化整体意义上的时代整合，以书写本乡、本土、本国文学而团结的作家群的群体性创作，用集团军作战抗衡外来文化，而国民文学不具备这种超越性。

所以，周作人倡导“跳出国粹乡风这些成见以外，却真实地发挥出他的特性来，造成新国民文学的一部分”(“地方与文艺”;《谈龙集》 13)。可以说，现代中国乡土文学是地域文学传统的新变而非断裂，传统地域文学对新文学的渗透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这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独特之处，也是以往乡土文学研究的薄弱之处，这也启示着我们眼光不能仅仅聚焦在近代中国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上，也应在中国语境中研究中国文学革新与文学传统的内在关联。

第四，从社会思潮角度观察，20世纪初，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国家危机的一个重要窗口就是乡村危机，如梁漱溟所言：“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杨雅彬256)。梁漱溟认为国弱民贫加上帝国主义对乡村的破坏，使中国雪上加霜，他提出救济乡村。而晏阳初认为中国的问题病根在乡村，民族衰老、民族堕落和民族涣散的病，要通过乡村运动实现民族再造。(14)以陶行知为首的乡村生活改造派、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运动推动者、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等倡导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乡土的文化建设成为社会的焦点，当时人人皆知的一个词叫“乡村破产”,而文学不可能独善其身，将乡土之情衍生为救济乡村、改造中国、开拓现实的力量，就可累积成“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尉天骢 137),达到民族再造和民族复兴，这正是新文学所乐见的，可见，乡土文学的萌发更有其不可回避的社会基础。

梁漱溟

最后，“乡土”教育在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界是一个“热词”,其与乡土文学的牵联是此前研究普遍忽略的一点。然而，在彼时中国的《康熙字典》《词源》中并没有“乡土”的词条，(15)可见，“乡土”和“国民”同是舶来品。外来名词乡土与本土的地域文学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文学空间，这种结合是一种融合协商，“这种协商不仅可能产生两种文化传统的播撒，导致两个文化群体从它们各自文化的源头移位;而且可能带来一种共同身份，一种在杂交中产生的新身份，一种非此非彼的身份”(查日新 78)。这个文化的相遇产生了种种位移，包括乡土文学、乡土教育等等。其时，报刊纷纷搭乘国外乡土教育的热潮介绍外国乡土教育的文章，各地涌现出乡土教材出版的热潮。在对西方各国乡土教育的介绍中，有关德国和苏联乡土教育的文章尤其常见。(16)乡土教材的编撰和课程的教授风行一时，也促使乡土由最初“地理”“风土志”等内涵(17)不断拓展到历史、地理、经济、商业、物产、交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教学内容;(18)直到最后成为一切学科的出发点，(19)这在当时成为一种勃发的思潮。乡土教育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就是爱国教育，其中乡土观念和民族精神的关联十分引人注目。无论是介绍异国乡土教育还是本国乡土教育都指向民族与国家，使乡土教育的实质成为乡土中心主义教育。吴自强在介绍德国乡土教育观念和历史时，就专门强调了德国的“乡土观念及祖国的精神的信仰”的力量(吴自强 29)。民国五年11月20日，教育部通知就强调，注意本地文艺刊本的收集，使阅览者生“其爱乡土之心”(彭以异 14)。1917年之后，乡土教育渐渐深入人心，几乎所有的乡土教材无一例外地将乡土与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当时的教育界达成了一个共识： 爱国才能救国，而乡土教育就是爱国教育。乡土精神和乡土教育就是为了“涵养”爱国家的精神(“乡土精神” 4),乡土教育，“是以养成乡土之爱为起点而渐次启发爱国心的教育”(“乡土教育” 40)。真正的乡土教育“小而言之，是应以民族为地(背景)(Grund),而以儿童所属的乡土为形(Figur);大而言之，应以人类为地，而以民族为形的。”这时的“乡土”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地方主义的限制，且对狭隘的地方主义爱国教育进行批评，“实际上的乡土教育多沦为爱国教育地方主义，是坐井观天，假使人人能够体验乡土，国家，世界三者的社会连带性;个人，民族，人类三者的相关关系，对外不至给暴日以可乘之机;在内亦不至发生无谓之争”(彭以异18)。所以，乡土教育以家乡教育切入，在空间和情感上企图达到国家教育的深度。钱希乃总结了民族与乡土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20)民族精神之形成，大半须根据与乡土之习惯及观念，如不谋乡土习惯及观念之维护及发展，而只图民族精神之唤起，只不过等于空洞的口号。(21)“我们真正的乡土即民族”(17)。总之，民族主义的教育，才是救国教育的根本准备，要实施民族主义的教育，当从实施乡土教育入手。(22)尤其是在此国难时期，更须竭力发挥尚武勇敢、御寇杀敌、舍身为国的精神。这才不失“乡土教育的主旨”(卢祝平 2)。由此可见，在乡土教育思潮的扩张下，对乡土的理解，已经早已冲出了狭义的“生养地”之意，扩展至乡土感情、乡土意识的层面，进而上升到民族情感、国家意识的高度，也就是“乡土的本质，已由土地的，自然的见解，转入历史的，社会的及精神的见解”(彭以异 14)。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通过乡土唤起情感的共鸣和扞卫国族的统一意识，乡土被赋予了爱国的涵义，“民族”和“乡土”两个概念被捆绑在一起，一时成为并驾齐驱的名词了。鲁迅提出乡土文学之时正是乡土教育如火如荼之时，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启蒙小说与此社会思潮是吻合的，一乡一土或本乡本土都是中国的象征，本乡本土涵盖了城乡甚至扩张为本国之意义，乡土文学重在人的塑造，现实的揭露，民族的疗救，而鲁迅对“乡土文学”概念拿来就用，自然而然又语焉不详正是出于“乡土”一词所具备的时代共识。

综上，将文学史作为社会历史文化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结合文化传统、乡村运动、乡土教育、社会土壤等反观乡土文学，我们发现，早期的“乡土”是外来词汇，中国的乡土文学，产生于中西、城乡、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比较视野之下，具有强烈的空间性、符号性和社会性，是社会思潮和一种“乡土”共识的产物，远远溢出了文学边界，直指现代民族国家及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其内涵至少有以下五点，即相对于先进国家之落后的中国文学、整合地方文艺而形成合力的新国民文学、代表中国文化之根和希望的文学图腾、蕴含着浓厚教育意味和爱国情结的爱国文学、与乡村建设运动和乡土教育思潮等社会思潮相应和的乡土文学运动等意味。乡土文学的内涵充满了张力，乡土文学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世界性和本土性，某种程度而言，凡是写中国国土上的文学，助益于民族精神和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都可以称得上是乡土文学，其文学格局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历史的。

三、 乡土文学的当代流变

百年乡土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动息息相关，众所周知，近百年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等重大历史变迁，早期乡土文学与20世纪初到30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同声相应;其后的“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农民文学”“农村文学”都充满社会革命和运动的时代烙印，乡土文学甚或断裂;直到寻根文学再次返乡，而20世纪末，乡村建设思想与运动又一次横扫中国大地，乡土文学的热潮随之漫卷文坛。丁帆认为“中国乡土小说经历了萌生、发展、繁盛、蜕变、断裂、复归到再度新变的复杂而曲折的历史演进，中国乡土小说批评与研究也历经初创、中兴、转向、畸变、复兴、繁荣、分流与深化的复杂而曲折的递嬗过程”(丁帆 李兴阳 4)。如果结合社会历史来看，百年来乡土文学脉绪不绝，经历了三变。(23)一次是乡土文学向“农村农民题材”的倾斜，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次是乡土文学向“本土-乡土文学”的转变，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世纪之交;一次是新世纪以来的“后乡土文学”写作的转型。之所以称后乡土文学是借鉴社会学的“后乡土中国”(24)的术语，当然，“后”的涵义也接近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的“后”,指乡土文学经过长期变迁和发展之所处的阶段性质，“后”指时间上较晚出现的乡土文学，之所以用“后乡土文学”而不用“新乡土文学”,一是避免“新旧”用词产生的价值判断;二是对“乡土文学终结”(25)的回应，不少看法认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乡土文学终会走向终结。后乡土文学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即乡村社会一直处在变化中而未到达终点，未来的历史阶段无论以何种变形的面目出现，被赋予未来时代特色的乡土文化和乡土精神都会存续，不会戛然而止。

百年来乡土文学的三次转型和变化与时代发展、政治变化、农村政策和文学理念都有不可推卸的内在关联。其中人的流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费孝通意义上“乡土中国”的安定性在人和土地的关系：“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费孝通 7)。而近代中国，在1905年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城市逐渐成了知识分子和精英的聚集地，且不再必须回流到乡村，“废科举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罗志田 197)。在此之前，中国士人以耕读为常态，社会组织和生活样态是城乡一体的，士人可在其中自由转换。这就使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产生与大量的知识分子留洋和进城有了关联，中西文化冲突导致中国由天朝大国沦为乡土弱国，城乡分离迫使乡土问题凸显出来，也使远离故土，进城或负笈海外的知识分子有了反观自我的眼光，这种自我定位变化是人的流动和全球视野的结果。知识精英的迁徙也决定了早期乡土文学的倡导者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乡土文学的理念和实践具有极强的启蒙性。与第一阶段的“乡土文学”比较而言，“农村农民题材”阶段以国家叙事为重，具有深重的阶级性、政治性意味，作家的流动性呈现出深入农村的特点，实践性大大增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工农兵文学”更是具有了下沉到民间的特质。“后乡土文学”具有全球视野，更是“离土中国”加剧之下的文学反映，这一时期人的流动给乡土文学带来了新的景观，乡土文学书写的复杂性也有了时代与更多异文化交流的印迹。对乡土小说题材的归纳往往容易忽略一些特殊地带，比如“城乡二重性”空间或异文化空间的书写，比如城中村等空间或者类似于科马克·麦卡锡的《边境三部曲》这种从乡土走向异国的题材。中国“后乡土文学”中较好的两个案例是路遥对城乡交叉地带的敏锐洞察，徐则臣笔下“北漂”人物在灰色地带生存的轻飘也反映了人的流动对乡土小说持续的影响。还有一个需要重视的现象是： 当代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小说也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力量，这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如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王宏甲、刘建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黄传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何建明的《根本利益》，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胡平的《战争状态》，海默的《横亘国人心头的——户口之痛》，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李青松的《共和国——退耕还林》，莫伸的《一号文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都是深切关注社会现实之作，关于这类作品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小说的繁盛也折射出当代乡土文学在三农问题上的问题意识，启示我们从三农问题、乡土经验方面对乡土文学进行深入研究。

“乡土文学/农村农民题材/本土-乡土文学/后乡土文学”的转变引发我们在纵观乡土文学发展史时，不但要注意乡土文学发生的缘起，也要关注乡土文学在不断发展和流变中，对民族和世界的关系处理的意味深长之处。乡土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处在不断的自我调适中，乡土文学从诞生之初在于渴求世界认可到发展壮大与世界对话，从最初的拥抱现代到复归于传统，其内涵和外延一直处在变动中。早期的乡土文学是中国与世界、城市和乡村冲突的产物，后期的乡土文学更多的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不同视野的呈现。中国乡土文学在不断发展中做出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损益”,“乡村”“乡情”“乡味”“乡愁”等字面意味逐步坐实，乡土文学的意义范围愈加窄化，这体现在乡土文学的写作着力点从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到关心乡村发展农民命运的位移;从鲁迅笔下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意味的“未庄”到莫言贾平凹构建的实实在在的“高密”和“棣花镇”可以体察到;也从其定义的泛化到精确化可以确定乡土文学一直试图巩固其理论和内涵的文学史地位，正是这种变动和更新，使其生生不息。

乡土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历经百年，见证了中国的苦难与崛起，不变的是乡土文学的精神，即关注现实的价值立场，寻找中国文学主体性的意识，融入世界的文学抱负，文学与时代共振的使命感。乡土文学融合了区域文学和国族文学，在迈向世界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与现代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过程同构。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26)常是相对的，变是必然与确定的，百年乡土文学脉流不息，承接中国地域文学传统，经历了中国近代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历程，几经转型而不衰，既有其因应时序自我更新的“文以时变”,也有其流播赓衍背后“变中有常”的恒定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新就是变，旧就是常，乡土文学就是在新旧之间构筑起其绵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化及民族文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来源：“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