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有一个姑娘…

本文来源：了望智库（zhczyj）

文 | 王乙雯、尼婧瑶（实习生）

山河飘摇，敦煌饱受苦楚；国逢盛世，敦煌大放异彩。

在嘉峪关外的漫天黄沙与凛凛寒风中，一个瘦弱的女子追随前辈的足迹守护着国宝，春去秋来，超过半个世纪……

她，叫樊锦诗。

接下来，库叔要讲述的，是波澜壮阔的历史、令人惊艳的文化宝藏、守护国宝者的艰苦奋斗，还有，浓到时空都化不开的爱情。

1

敦煌，天下无双

敦煌之于中国，有着绝无仅有的重要价值。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二字，铭记着这个沙漠明珠的辉煌历史——经贸之繁盛、文化之璀璨，使之成为万千学者的神往之地。

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设敦煌郡。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贯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全线贯通，敦煌，成为连接西域和中原的咽喉之地。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僧人从中原远游至敦煌，他不经意地向三危山的方向望了一眼，只见金光万道、璀璨光明，仿佛千佛化现、极乐当空。

乐僔震撼不已，认为此地必是佛法圣地，于是，在对面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随后千年岁月中，无数僧侣、工匠、画师、商贾云集敦煌，于宕泉河畔的石壁上虔诚开凿佛窟。

来自印度、希腊、波斯、中亚等地区的文明在这里与中华文明交融，给人类留下了蕴藏丰富的文化宝藏——不止是精美瑰丽的壁画与彩塑，还有各代经卷典籍、器物、社会文书等，敦煌由此成为无数历史学者、文化学者和艺术家们心中的圣地。

季羡林先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也没有第二个。”

1524年（嘉靖三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闭嘉峪关，军民撤迁回关内。从此，莫高窟400多年无人看护，任由风雨侵蚀，大量洞窟坍塌毁坏。

在山河飘摇的时代，敦煌饱受苦楚。

1900年，有人在清理莫高窟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6万多件的藏经洞。但行将就木的清政府并未重视这一重要发现，反而是俄国人、英国人、日本人、法国人、美国人接踵而至。国外掠夺加之官员监守自盗，无数珍贵文物流落海外，待将剩余文物运回北京时，数量仅8千件。

这样的情形，直到几十年后，因一批人的到来才有所改变。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留法归国的画家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此后，范文藻、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等一大批年轻的艺术家先后来到敦煌，成为第一代莫高窟人。除清理保护之外，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临摹石窟中的壁画和雕塑。

然而，对敦煌的保护和研究，临摹远远不够，还需要考古专业的介入以发掘其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教授宿白与赵正之、莫宗江、余鸣谦三位学者组成专家组前往敦煌，对莫高窟周边的自然环境、各洞窟的损害情况、部分石窟的建造年代等进行勘察。

195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倡议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一百卷），将莫高窟这一文化瑰宝的全部信息记录下来，为后世研究留一份权威的基础资料。宿白加入了编委会，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到1962年，编委会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编辑计划。同年，在宿白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敦煌研究所设立考古组。

正逢敦煌莫高窟南区要进行危崖加固工程，需要动及窟外地面的地基。常书鸿先生向北大提出，希望调一些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进行莫高窟外的考古发掘。

2

北大，有一个姑娘

1938年，樊锦诗出生于已沦为日占区的北平。工程师父亲不愿与日伪政权合作，携妻带女南下上海。

樊锦诗

1958年，樊锦诗自作主张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她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赴学校报到，然而，由于北大延迟开学，她无处可去，只好在地板上蜷睡了一夜，幸好第二日遇见一位历史学系的学长，请她在历史学系办公室抄文稿。期间，她第一次听说考古这个专业。

当时，中国考古学刚刚起步，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成立了考古学专业。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学长学姐的描述里，考古“很好玩”，既能饱读诗书，又能游遍名山大川。于是，分专业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考古。

1962年，宿白带领北大学子辗转三千里，奔赴莫高窟，樊锦诗就在其中。

敦煌研究院技术人员在莫高窟98窟内对病害壁画进行修复。

洞窟中，斑斓瑰丽的颜色、极富想象力的构图、早期壁画热烈的土红色调与唐代的金碧辉煌，这些极富表现张力和奇幻色彩的壁画与雕塑，使这个24岁的年轻女子极为惊喜！

同时，现实条件的艰苦程度，打破了她此前对敦煌的浪漫幻想——飞沙走石、缺电缺粮、水都带着苦味，国宝的守护者们身穿洗旧的干部服，一个个面黄肌瘦。

在这里，宿白指导学生选择典型洞窟做全面的实测和文字记录，并将考古类型学创造性地用于石窟调查，通过敦煌石窟的形制、造像的组合、壁画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饰等，进行分类排比，确定其时代顺序。

因为体质弱、适应不了当地的恶劣环境，实习期还未结束，樊锦诗就离开了敦煌。

坐在去往火车站的汽车上，她想，“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次实习，其实是研究所对石窟考古研究的初步探索，常书鸿看中了这些来敦煌实习的北大学生，希望招揽这些专业人才，写就那本《敦煌石窟全集》。

1963年，经过重重研究和协商，北大决定派两名学生奔赴敦煌，樊锦诗名列其中。

父亲闻讯，立即写了一沓厚厚的信，陈述了“小女自小体弱多病”等许多困难，希望学校可以改派身体素质好的学生去敦煌。信被樊锦诗扣下了，她不愿“再将家长搬出来来说情”。而且，学校承诺，她只要去敦煌工作三四年，之后便可以调到武汉，和男朋友彭金章在一处工作。

她想，“这不是很好嘛”。

就这样，心上人在武汉的樊锦诗到了敦煌。

3

难！难！难！

初到敦煌，这位北大才女便成了敦煌研究所第一批考古专业出身的业务骨干。

在缺乏现代科技手段的当时，要完成长达百卷的《敦煌石窟全集》，实在太难了！

一方面，他们面对的是浩如星海的工作量。

按计划，《敦煌石窟全集》囊括莫高窟南区487个洞窟、南区5个洞窟、西千佛洞19个洞窟、瓜州榆林窟41个洞窟，合计552个洞窟。其中，南区487个洞窟中现存有塑像20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另有藏经洞中50000余件文书和艺术品。

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在检测岩体含水率。

并且，进入一个洞窟，不仅要记录下彩塑和壁画的造型、面相、动态、姿势、构图、敷色、线条、制作工艺，还要将其所用的泥土、木料、草料、颜料等一应研究清楚。比如，泥土是什么成分？木料取自哪种树？草料来自哪种草？颜料的矿物质组成、有机染料组成有何不同？这些都需细致辨明。

再看洞窟本身，它建于什么年代？有无损毁、坍塌、修缮、重建？历史变迁上的原建、原状应是什么样的，也要逐一明确。

这里每一个洞窟少则有八百年历史，多则一千六百余年，记录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技术上的难题也让他们头疼不已。

以测绘为例，敦煌莫高窟皆是工匠手工打凿形成，大小、高低、形制全凭工匠目测估算，看似规整，实则从窟形、佛龛、中心方柱、佛坛、窟顶到四壁，无一规整。用传统工具在测绘，误差极大、难度极高。此外，对壁画里多层制作材料的分层研究、绘画层的多种颜料研究等，都极为复杂。

在敦煌工作的樊锦诗（图源：央视纪录片《国家记忆》）

并且，他们所处环境恶劣。

由于洞窟所依附的石崖破败、无法攀登，要想进洞，需要先攀上一根由几段树枝做成的“蜈蚣梯”。风起时，沙子倾泻而下，研究人员们多是灰头土脸。

学者们住在由国民党骑兵马房改造的宿舍里，宿舍用废报纸糊住了天花板，四面土墙“唰唰”地落灰。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大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点亮油灯、伏案夜战，整理白日里记录的资料。

冬天夜里冷，炉子的火又容易灭，樊锦诗就穿上所有衣服御寒；半夜有老鼠掉在枕头上，她只是起个身，掸掸灰后接着睡；这里的水碱性大，洗不干净头发，她便剪了个运动员式的短发，从此再未留过长发。

西北大漠的生活，似乎使樊锦诗逐渐忘记了繁华都市。

敦煌樊锦诗原住所（图源：央视纪录片《国家记忆》）

夜里，风声凛冽、屋内落沙，她望向黑黢黢的窗外，不止一次掉过眼泪，觉得北大把她忘了、男友老彭把她忘了、整个世界都把她忘了。

可是，当第二天旭日初升，她再次走入石窟，看见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壁画上菩萨时，她想“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4

不负如来，不负卿

1967年，樊锦诗从敦煌奔赴武汉。

1月15日，双方父母未至，没有喜宴、没有新房，两人结婚了。武汉大学的青年教师宿舍是两人一间，当晚，彭金章的舍友特意把宿舍让了出来，给两人当“新房”。

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婚照（图源：《我心归处是敦煌》插图）

婚后，两人仍然分居两地。后来，樊锦诗怀孕，彭金章在武汉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新生儿和产妇所需物品。然而，他们的孩子早产在敦煌的医院里，连件婴儿衣服都没有提前置备。

彭金章收到“儿子已经出生”的电报后，挑着一个扁担两大筐的母婴用品，急匆匆地从武汉辗转三天才赶到医院。听说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彭金章难过得直掉眼泪。”而病房中的樊锦诗见到彭金章时，也再也控制不住了，放声大哭。

5年后，他们第二个孩子出生。父母忙于工作，两个孩子先后在河北、上海、武汉、敦煌成长，直至1984年，两个孩子都被接到了父亲那里。

彼时，彭金章已经在武汉大学创办起了考古专业，担任武大历史系副主任和考古教研室负责人，领导事务、教学、田野调研等种种工作一把抓，再加上两个孩子，实在辛苦。解决夫妻长期分居的问题迫在眉睫。

作为妻子和母亲，樊锦诗心中充满愧疚，“我觉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怜。”彭金章的同事半开玩笑地问樊锦诗，“王宝钏等丈夫等了十八年，彭金章等你等了二十年，还叫他等到什么时候？”

可是，两人分别是各自单位不可或缺的骨干人物，调动谁呢？

武汉条件显然更好。“起码是为了孩子，受教育也是去大城市好。”然而，此时的樊锦诗放不下敦煌：她要与风沙赛跑、抢救洞窟里的壁画；要完成石窟断代研究，建立科学档案；还有20年前恩师和领导交给她的重要使命——完成《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

另一边，对于亲手创立的武大考古专业，彭金章的感情也很深。在接下来的两年间，两边单位各不放人，两人意见也没有统一。

两人工作调动的问题惊动了甘肃省委。1986年，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各派一位干部，直接找到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学校表示由二人自己商量决定。

樊：“反正我走不了。”

彭：“走不了，那这样吧，我走吧。”

樊：“啊！真的吗？”

彭：“真的。”

就这样，年过半百的彭金章放弃了自己在武汉经营二十余年的事业，告别舒适的生活，调至敦煌研究院，成为妻子手下的一名研究员，一切从头开始。

一到莫高窟，他便挑起了研究被称为“敦煌荒漠”的北区洞窟的重任。几年间，彭金章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每发掘一个洞窟，彭金章眉毛和眼睛中全是灰土，口罩一天换几个，每个都是黑的，甚至吐出的痰都是黑的 。

经过7年的发掘，莫高窟已知的洞窟数量从492个扩展到735个，与唐代石碑所载“窟室一千余龛”接近。不仅如此，彭金章还在莫高窟北区发掘出了许多重要的遗迹遗物，包括叙利亚文《圣经》文献、回鹘文木活字等。北区文物的重见天日，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经过16年的发掘、研究和编撰，2004年，彭金章撰写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三卷本正式出版。两人的恩师宿白教授一改不夸人的作风，向樊锦诗夸道，“彭金章不错”。

不等她高兴一会儿，宿白先生便给她下了评语，“你瞎忙”。

恩师这样批评她，是因为那份迟迟未能完成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

樊锦诗初到敦煌的几年，与同事们一起完成了包括第248窟在内的几个洞窟考古报告初稿，然而，直到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的第一卷才出版。

2011年出版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图源：央视纪录片《人物》）

这个堪比二十四史的巨作，足以使樊锦诗的名字千古流芳。

不过，她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

5

壁画和文物，少了！

1977年，樊锦诗担任主管保护工作的敦煌研究所副所长。百废待兴之际，她一边重拾自己的研究，一边应文物局的要求、着手为莫高窟建立科学档案。

为了建立科学档案，她开始大量翻阅外国考古学家拍摄的敦煌莫高窟考古照片。

这一翻，翻出了一个惊天的发现：

莫高窟里的壁画和文物，少了！

在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照片中，第217号洞窟壁画中人物线条清晰可见，现在却已只剩下斑驳的石壁。

莫高窟第217号洞窟对比图。（图源：央视纪录片《国家记忆》）

第46号洞窟中，七十年前的佛龛上，立有一只雕像狮子，现今却已荡然无存。

莫高窟第46号洞窟对比图（图源：央视纪录片《国家记忆》）

凡此差别，不胜枚举。

“壁画在退化！”那段时间，她连睡觉都会梦见墙体上的壁画一块一块地剥落。

这个可怕的事实发现，令樊锦诗不得不又一次搁置了洞窟考古报告，即刻投入到对莫高窟的抢救中去。

虽然她心里明白，“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 ”，所有的抢救，都只能延缓它的消逝，却不能逆转。

但为它们留下一份比文物局的要求更加详实、最好不遗漏任何细节的档案，是唯一能让这些壁画永久鲜活的方式。

那么，如何将所有细节全都记录下来？

文字描述，不够直观和完整；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拍照或录像存在底片受损、录像带消磁的风险。

上世纪80年代末，樊锦诗在北京看到了电脑，这台按一下出一张照片、关闭了照片也不会消失的神奇仪器，令她心生希望，她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壁画、彩塑拍下高分辨率的照片，从而建立数字化档案，永久留存。

然而，要完成这项构想，需要购置大量的计算机设备，一台内存640Kb的电脑要卖6480元，研究院无力承担。

幸运的是，甘肃省领导的非常重视樊锦诗的建议，1990年，将“敦煌壁画的计算机贮存于管理系统的研究”列为“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敦煌石窟数字档案拨款30万元。

钱有了、设备有了，但还不够。

数字档案的照片需要正对壁画，采取正射投影的方式进行拍摄，以保证图像不发生形变。莫高窟洞窟形状不同、大小不一，壁画又满覆于凹凸不平的壁面上，为照片拍摄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何架设摄影平台、如何打光，等等，都需要周密的计划。

加之敦煌是我国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开拓者，在国内并无现成的经验可循，樊锦诗把目光投向了国外。1998年，敦煌研究院和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合作，采用覆盖式图像采集和电脑图像拼接的壁画数字化方法，需要一套为石窟特别定制的、可以灵活组装的设备，包括可移动的轨道和垂直升降的支架。

工作人员将这套设备架入洞窟中，装上灯光系统、计算机和相机，每拍一张照片，计算机就平移一点位置，再拍下一张，上下左右相邻的两张照片都有50%的重合度。每个壁面要拍约1000张照片。

工作人员对洞窟内景进行拍摄。
（图源：央视节目《我爱发明：数字敦煌》）

在现场，专业人员通过计算机对照片品质进行核验，核验合格后再将这1000张照片进行拼接和微调。最终，它们会被拼接成一张高清的壁面数字化图像，存入档案。

时至今日，两百余个洞窟的图像采集、一百余个洞窟的图像处理已经完成，石窟艺术的精妙细节被原样复现。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与相关单位合作，应用先进的三维数字技术，通过精度可达0.1毫米的3D打印技术，可以将塑像还原出来。

6

技术、人才，都不能少

1998年，樊锦诗升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当时，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全国上下掀起一场“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的热潮，甘肃省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

消息一出，樊锦诗寝食难安。她想到了此前敦煌研究院曾做过的两个实验：第一个实验中，让40个年轻人进入一个洞窟，一个半小时后，洞窟内的二氧化碳增加了5倍，相对湿度增加了10%，温度上升了4摄氏度；另一个实验是，根据莫高窟的岩壁材质制作的模拟石块，而后在其周围的空间持续增加相对湿度，几百天后，模拟石块碎了。

这两个实验结果给她敲响了警钟：大规模的游客涌入，会给这历经千年风的文化宝藏带来灭顶之灾！几经周折，樊锦诗最终成功阻止了这次“捆绑上市”。

可是，随着国家长假制度的实施，全国旅游业大发展，来莫高窟旅游参观的人数正成倍增长。

游客排队等待进入莫高窟“九层楼”参观。

一边是远道而来、满心期待的游客，一边是脆弱不堪、垂垂老矣的洞窟，处于两难境地的樊锦诗决定堵疏结合。

“堵”，进行限流，以保证游客数量在莫高窟承载力之内。为了计算出这个承载力，从2000年起，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们开始对洞窟的微环境进行监测调查。他们在洞窟中安装了传感器，对洞窟内的游客流量、温度、湿度等指标变化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了每个洞窟的面积大小、调查供参观的有利和不利条件等。

经过一系列的测算，按一人次参观时长为2小时计算，莫高窟日游客最高承载量应不高于3000人。

这个数字根本无法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怎么办？

“疏”——让游客不必在实地洞窟即能欣赏莫高窟之美。就这样，樊锦诗再次想到了数字化。

2003年3月，她与其他24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出提案，申请建立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其核心部分是两家数字影院。

进入莫高窟的游客，先到影院观看两部数字电影，球幕电影的画面清晰度是市面流行的IMAX巨幕电影画面分辨率的4倍，18个洞窟里的壁画彩塑呈现在游客面前，比看实物效果更好。观赏完影片再进入实体洞窟观摩，有效分散了游客的密度，莫高窟承载力因而提升到了每日6000人。

2014年，当莫高窟数展中心投入使用时，樊锦诗已经76岁。如今，她还会常去那里走一走，听听游客真实的声音，她担心：“国家花了那么多钱，砸锅了怎么办？游客不接受怎么办？那样的话，这笔钱就真是打了水漂了。”

樊锦诗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追随老前辈的脚步守护了敦煌一辈子，留给敦煌的，除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之外，还有她为敦煌研究院培植出的新一代敦煌人。

樊锦诗明白，现在早已不是当年她毕业的年代，年轻人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待遇无可厚非。因此，对于那些甘愿“自投罗网”来敦煌的人，樊锦诗格外珍视，亲手将一拨拨年轻人送到国内外高等院校学习，鼓励他们读研、读博。

“如果不为敦煌培养好人才，我就是罪人！后来者比我强，我就知足了。”

这些樊锦诗栽下的好苗子，已经挑起敦煌的大梁。曾自费去日本读博的“洋博士”赵声良放弃更优厚的待遇回到敦煌，出任敦煌研究院的新院长；当年，在面试时被樊锦诗一句“我们那儿可苦，你爱人同不同意”的问话打动、决心留在这个单位的苏伯民，如今是敦煌研究院的副院长。

7

敦煌的美，敦煌人的命

2018年1月，守护莫高窟55年之后，樊锦诗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回首在敦煌的半个多世纪，樊锦诗说，她不是没想过离开，她留下来，“是一个人的命”。

没办法，莫高窟的美太留人了。

——第45窟，有着整个莫高窟最精美的菩萨造像。菩萨的表情温柔而亲亲切，宛如一位美好而纯真的少女，梳着双髻、秀眉连鬓，微微颔首、姿态妩媚；双目似看非看，嘴角似笑非笑；袒露上身，纱衣绕肩、舒缓轻垂，纱衣上，彩绘花朵鲜亮如新。

——第112窟的《反弹琵琶》，伎乐天神态悠闲雍容、落落大方，举足顿地间，出胯旋身、凌空跃起。唐乐舞的高峰就此定格在墙壁上，站在画前，仿佛有音乐从墙体流出；睁开双眼，她体态丰腴、自在优美、神情专注，轻柔的腰肢展现出西亚女子特有的奔放姿态。

如同1700年前见证奇迹的乐僔和尚一般，樊锦诗也曾见到莫高窟的佛光：1995年夏天，一个雨后的傍晚，莫高窟前的宕泉河突发洪水，在河边垒沙包抗洪时，她看见三危山上空出现了一大片金灿灿的光，金光消失之后，湛蓝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两道相交的长虹。

宕泉河畔，安葬着包括常书鸿、段文杰先生在内的第一代敦煌人。她看到的，大约是无数中国人守护敦煌国宝的赤诚之心。

2017年，彭金章辞世，因孩子请求而暂时安葬在了上海。

可樊锦诗说，还是想把他带过来。

“我们两个人，既然是两口子，就是永远的两口子。最后我也要回到敦煌。为啥？老前辈做了样子啊。”

“他们走了还在这儿，那我们走了也在这儿。我们就一直是这儿的了。”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总有一天会走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聊以欣慰的是，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我为莫高窟尽力了！”

于是，在千年来敦煌守护者的光芒照耀下、在爱人浓到化不开的爱情里，这辈子，樊锦诗走不开了。

参考资料：

1.《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樊锦诗、顾春芳。2019

2.央视纪录片《人物：榜样——樊锦诗》|2017.03

3.央视纪录片《国家记忆》|2018.10

4.凤凰卫视《81岁樊锦诗守护莫高窟近60年：两口子最后也要回到敦煌》|2019.10

5.《“敦煌女儿”樊锦诗》|《新西部》2005年第10期

6.《樊锦诗：回到敦煌才是家》|《中国人才》2005年05期

7.《在路上——记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谢志娟。《装饰》20008年06期

8.《她的事业在敦煌——记甘肃省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樊锦诗》|范志斌。《党的建设》1987年03期

9.《新中国考古学70年发展与成就》|中国历史研究院。王巍。2019.12.20

10.《“还有欠下的事我要去做”——近访3月份退休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甘肃日报 .2015.05.05

11.《吴侬软语中时光交错，上海女儿守护敦煌一甲子》|文汇报。黄启哲。2018.05.24

12.《纪念宿白先生》|敦煌研究院。2018.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