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安为什么会改名叫西安？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桩大事，就是“长安改名”。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春，明朝北伐军收复关中平原，是年三月明太祖朱元璋正式下诏，有着千年以上“定都史”的古都长安，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新名字：西安。

虽然对这次“改名”，后世也有不少争议。甚至有历史票友愤愤不平说，“古都长安”地位的下降，就从这次“改名”开始。但事实上，这恰是这座“古都”的又一次华丽转身：从破败的“旧都”，转型为西北重镇。

比起后人无比神往的，那磅礴大气的唐都长安城来，唐末年间起的“长安古都”，其实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唐朝天佑元年（904）年，枭雄朱温强迫唐昭宗“搬家”洛阳，整个长安城也因此遭受了空前浩劫，昔日繁华的“唐都”几乎被夷为平地。后来的“长安城”，是唐末节度使韩建以大唐皇城为基础“改建”的，总面积只有唐代长安城的十六分之一，简直“微缩版”。

而在宋元年代里，这“微缩版长安城”虽说有厚重的历史，地位却是长期遇冷。宋代最繁华年月里，这“长安城”的人口也不过五万多人。由于破落得太厉害，唐代时留在长安的各类石经，也一度被抛在野地，任凭岁月侵蚀，直到宋哲宗年间时，北宋政府才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将这些珍贵碑刻保存到长安府学北面（今陕西省碑林博物馆所在地）。元代时“长安城”更名为“奉元城”，城市布局虽有变化，规模也依然是老模样。

一场元末农民战争，也叫“奉元城”再度遭到惨痛破坏。以至于“村人尽死于兵，庐室尽毁”。但这个已经“遇冷”多年且一片残破的“长安古都”，对新生的明王朝却有重要意义：单以军事意义说，哪怕“缩水”的长安，也是维护西北稳定的战略要冲。所以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不但将儿子秦王朱樉册封在这里，设立了隶属大都督府的西安都卫，更做出了重要决定——改名，建新城。

于是，在“改名”之后，西安城的城市建设也紧锣密鼓：从洪武四年开始，明王朝就开始了大力改造。旧的元朝“奉元城”城墙，朝着东、北两个方向扩展出去，不但一改宋元年间的寒碜模样，更奠定了西安古城墙的基本轮廓——扩建后的西安城墙，周长13962米，“西安城”的面积也达到了11.5平方公里，相当于唐代“长安城”面积的十分之一。

虽然比起“唐代长安城”来，西安城的规模看上去依然寒酸，却也有了不一样的气派：重建后的西安城墙，高10米以上，宽12米以上，底部厚15米以上，这几样“新面貌”，远远超过了隋唐时代的规模。西安城墙的防御水平也直线升级：城墙外壁上建有98座“二层楼式敌台”，城墙上每隔十步就有“战棚”，另外还有5984个垛口。城墙四门还修有“瓮城”，组成固若金汤的立体防御。看似比唐代“缩水”，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又一杰作！

“改名”后的西安，城市布局也有了大改变：形成了“长乐”“安定”“永宁”“安远”四个城门，并一改宋元年间“长安城”的市容混乱景象，以四门大街将全城划为四部分，布局更加科学。洪武初年建于西大街的钟楼，万历十年搬到了四门大街交汇处，从而形成了以钟楼为中心的城市布局。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安古城。

也正是随着西安城的一系列改造，“转型”为西北重镇的西安，虽然没能在朱元璋晚年时“升级”为首都，却也进入了又一高速发展期。明朝初立国时，西安城常闹的“大事”，就是频繁的饥荒。以至于明王朝不得不以“户”为单位，每家发放救济粮。仅洪武三年这一年，西安府就有饥民36889户，几乎家家挨饿。随着明朝政权稳定，西安农业也快速发展，到了16世纪时，西安府的耕地面积，就突破了24万顷，公认西北“粮仓”。

手工业更成了西安的“标牌”，比如柳子镇的铁器，到了明朝中后期时，当地人就“不好读书，专事锻冶”。单这一个镇里就有数千家铁铺，生产的铁剪铁斧等“铁货”，是明朝官场上长期受欢迎的往来礼品。发达的铁器生产与贸易，还带火了山西的采煤业，激活了黄河的水路运输。

西安的“皮货”同样驰名全国，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朝中后期，西安的羊绒羊皮袄等货物，是公认能与东南丝织品比肩的“硬货”。明朝的宫廷采办，也常视西安为“富矿”。另外还有瓷器，比起“高调”的景德镇瓷器来，西安的“耀瓷”宋代时就享誉天下，明代时更持续爆火。比如同官县，当时就以瓷器业发达着称，甚至“土人燃火炼器，弥望皆明”。火热到亮如白昼。

也正是这些发达的产业，不但撑起了明代三个世纪的西北民生，更为明代的西北国防，源源不断提供物资。仅此一样，就足以见证改名的西安，无可替代的“基石”意义。

发达的商业，更是明代西安的特色，以明朝学者张瀚的话说“西北贾多秦人”。明初不惜血本的驿路建设，以及推行百年的“开中法”，成了西安商业的强心针，交通要冲的地位，令关中地区的食盐、茶叶、粮食、铁器等货物，以西安为中转畅销四方。“秦商”更在明朝中期时高调崛起，特别是食盐业贸易里，“秦商”一度压制着“晋商”，成为西北贸易的主力。隆庆年间的“秦商”李朝观，一次贩运北方的粮食，就多达数千万石。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在明末风雨飘摇的崇祯年间，以西安为枢纽的发达商业，一度也给大明补血。名将孙传庭经略陕西时，以西安为枢纽重新打通了与蜀地和关中的商路，历经多年动乱的陕西经济，也被重新激活。凭着复苏的贸易，孙传庭才得以积攒人力物力，打造战斗力强大的“秦军”，一度为崇祯带来“中兴”的希望。

可以说，虽然在明代历史上，西安的“分量”似乎不重，但看过明朝的版图乃至战略布局，就知这个城池的得失，牵动着大明王朝的兴衰。明王朝几个世纪的繁荣，就有“苦心经营”西安的功劳。

甚至，在崇祯年间明王朝生死存亡的时刻，西安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如果崇祯皇帝能够看到西安的战略价值，允许孙传庭退守潼关，那么只要潼关稳定，西安就安稳，西安只要安稳，李自成纵是有百万大军，也不敢直接北上。遗憾的是，急昏头的崇祯，却死催着孙传庭盲目出潼关决战，反而换来了全军覆没的惨败和西安的沦陷。大明“掘墓人”李自成，也恰是以西安为跳板，完成了接下来“大顺军”的高歌猛进。

西安改名的背后，是这一场王朝战略布局的兴衰教训。缺少格局眼光的崇祯，则为此画下了遗憾的结局。明朝早亡，古城仍在，其中的兴衰发展，亦有多少回味在其中。

参考资料：西安市教委会《西安历史》、朱世光《西安的历史与变迁》、杜勋《明代西安府城市经济研究》、吕佳《孙传庭经略陕西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