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允许生育三胎，网民称“问题是一个都不想生”

据新华社消息，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天前我国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上一次普查，年均增长率微降，但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化已成基本国情。”

在新华社相关微博下，热度最高的评论大多负面，认为“问题是一个都不想生”、“建议先解决最基本的生育福利”、“你们帮忙养吗”等。

这是我国第三次“放松”人口生育政策。有观点认为，政策力度太小，在快速老龄化的国情下，不仅应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而且要推出全方位的鼓励措施。

生育政策影响生育率，进而决定一个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和发展形势。

第三次放开政策

我国自19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除少数民族等特殊情况外，严格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其中一些强制性政策如引产等，遭到诸多批评。

2010年上一次人口普查后，我国生育率已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3年，计划生育政策迎来第一次松动，实施“单独两孩”，即夫妻中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则可生育两个孩子。

根据CEIC数据库显示，“单独两孩”推行翌年（2014年）我国新增人口从660万左右小幅攀升到710万左右，政策的实际效果大大低于估算。

2015年，生育政策再一次放松为“全面两孩”。短期来看，政策效果明显，2016年新增人口达到800万，2017年也有737万左右。

但政策的持续时间再次低于预期，短短两年后，2018年新增人口大幅跳水，仅为530万，2019年仅为467万左右，还不及生育政策放松前的水平，凸显出我国人口增速放缓的险峻趋势。

网友评论大多集中在生存压力大、生育成本高的现实下，简单放开“三胎”限制于事无补。

严峻未来

生育政策影响生育率，进而决定一个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和发展形势。

我国在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人为降低儿童占人口的比重，创造了生产性的劳动力结构。

但时过境迁，随着预期寿命提高与生育意愿降低，当年的适龄劳动力逐渐转变为老年人口，当年被压缩的儿童人口，成长为占比较少的育龄人口。

这种情况为长期经济发展投下阴影——干活的青壮年占比越来越小，需要全社会供养的老年人占比越来越多，养老金缺口扩大，社会负担沉重，年轻人自己生活已经不容易，就更不愿意生孩子，再加上老年人相对不愿消费，经济活力减弱，社会陷入恶性循环。

而相比于一般经济政策，人口政策难以立竿见影。

我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初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长期的人口衰退，尤其是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老龄化，会带来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我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当，从现在开始亟须开展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

经济学人智库我国首席分析师苏月此前也向BBC中文表示，生育政策的调整一般要15-20年才能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因此调整人口政策要有提前量。放开生育限制是政策选择，但是政府同样需要关注到结婚率的变化和初婚初育年龄的推迟。

放开生育限制是政策选择，但是政府同样需要关注到结婚率的变化和初婚初育年龄的推迟。

为何不全面放开？

在上个十年，我国两次放开生育限制的情况下，才维持住年均增长率小幅下降，而且最后两年新增人口出现大幅下跌。

有我国学者认为，我国老龄化速度快，前景堪忧，早就因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甚至应该开始奖励生育，这样才能在15-20年后维持人口红利。

今年我国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我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递交的提案，呼吁“十四五”期间（2021-2025）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而且“这几年出生率的陡然下降甚至显示出某种急迫性”。

学者邓聿文表示，阻碍中国全面开放生育限制的原因主要有：虽然老龄化程度加深，但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变，有观点认为劳动力红利还在；还有观点认为，生育二胎的意愿已经不高，应该着力改善公共服务，提高生育二胎的意愿，而非开放三胎或全面放开；中国脱离绝对贫困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而中产生育意愿虽低，贫困地区的人口反而愿意生孩子，加大脱贫难度；少数民族生育意愿更强，全面放开后（此前少数民族可生二胎或三胎），可能冲击现有民族构成。

出路在哪？

网友评论大多集中在生存压力大、生育成本高的现实下，简单放开“三胎”限制于事无补。

全国政协委员郑秉文今年我国“两会”期间也建议，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同时，制订一揽子顶层设计，包括但不仅限于为青年夫妇生育创造条件，为青年夫妇减负，4～6岁学龄前教育实行普惠价格，全社会营造一个育儿友好型社会环境，建立人口预测报告制度，并建议将人口老龄化行政主管部门的级别和地位予以升格。

不过，5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国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但在发达国家，生育率低已是多年顽疾，老龄化也成为“现代化病”。各国也推行多种政策，然而实际效果不佳。

美国布鲁金斯我国经济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认为，中国改变这种人口状况的办法有限，因为增加生育率的措施往往效果不大，中国也不具备接收大规模移民的条件，不过目前退休年龄比较低，还有提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