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论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论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原文

鲁迅先生在1925年12月写了一篇短文：《论 “费厄泼赖 ” 应当缓行》 ，在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引起极大反响。

鲁迅当初写这篇短文的初衷是针对当时的知识界中一批“公知们”（当时被鲁迅称为“仁人们” 或 “土绅士“ ）忽略中国国情，一昧鼓动中国社会应当紧跟西方列强提出的“费厄泼赖” （ 即 fair play ，“公平游戏” 之意）从事国际，国内交往。这本来是好意，但是有的知识分子往往说话冒尖，先抬高西方话语权，却又贬低本国民众素质欠缺。鲁迅先生对此气愤不过，写下此文。文章虽短，战斗力极强，深刻解剖了中国少数文人仰人鼻息的虚伪，驳斥了西方提出的“费厄泼赖”的“双标”特点（鲁迅称“双标”为“两重道德” ），呼吁国人明辨是非，分清曲折，不要人云亦云，特别是不要盲目跟着洋人的声音走路。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已经历时96年，今天读来依然充满活力，其战斗性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有丝毫减弱，相反却有如陈酒，越久越香，忍不住写几句《 再 “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

重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丝毫没有沧桑之感，倒像是就是写在当下，写在今天。

96年了，世界正经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可是人们惊奇地发现，世界千变万变，却总有一样东西似乎一直不变：西方政客们的傲慢与偏见始终没有变化。100年前的西方呼吁世界都要有” fair play “的精神，是因为当时的世界面临经济动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西方资本家赚钱的机会大大缩小，各国需要增加公平，公正的竞争机会。这肯定伤及资本的利益。于是西方开始鼓吹大家要”fair play “， 把体育赛事中的口号引申到市场交易之中。表面上看，这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西方用“fair play “约束穷国的发展欲望和努力的时候，”fair play” 早已经变质走形了，它成为西方掠夺穷国的护身符，又成为限制穷国求翻身的紧箍咒，自然引起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中国有识之士的反对。

所以，鲁迅先生干脆直说了：现在还不能一味” fair ” （公平）。

鲁迅先生的观点简单明了，他说 ：中国自有特别国情，……（西方）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 “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

他还说：所以，（我们）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他也“费厄”了，然后再与他讲“ 费厄” 不迟。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为鲁迅先生的一针见血和洞若观火的睿智鼓掌叫号。鲁迅先生如果今天还活着，看到西方国家政客们的所言所行与他们的祖先如出一辙，鲁迅先生一定会痛心疾首，不知会如何痛斥西方“洋绅士”们的顽固不化和无耻之极。

远的不说，就说这一百年中，西方政客一直用“费厄泼赖”，对穷国谆谆教诲，尽力洗脑。要让全世界按照他们制定的规矩，规则说话行事，稍有反抗，即刻加以训斥。尤其是拜登总统上台以来，更是不厌其烦的鼓吹大家要按“基于规则的体制”和“法律”办事，可是恰恰是他们自己 就是 “ 不配承受 fair ”的一群人。当中国认真和他讲”fair”是，他却从不讲什么”fair”，结果总是让中国吃亏，吃大亏 ！

所以，鲁迅先生反复告诫我们，要“费厄”时，先要看清对手，还要有等差（区别对待），必须视对手如何而施。因为，“ fair 不当，反给恶势力占便宜”。

现在的美欧日澳的所做所为，没有跳出鲁迅先生所言！实在是历史对西方 fair play 的嘲弄。

鲁迅先生何其英明，铁面无私，他在96年前为西方政客们的画像，至今依然栩栩如生。我们惊叹鲁迅先生的深刻洞察力的同时，也惊叹西方政客们的顽疾一脉相承，已经无可救药。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鲁迅先生之所以大谈“费厄泼赖”缓行，主要是针对当时有人反对“痛打落水狗”，故而搬出 “fair play” 这个幡旗，保护那些如今成为“落水狗”的恶人，要求革命者对那些曾经的害人，害民者手下留情，自然受到鲁迅等革命者的彻底揭露和批判。

近百年的这场论战，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当世卫组织迫于某些国家的压力，再次要求中国接受第二次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这对“常识”既是严重伤害，更是对“科学”的侮辱性更强的歧视性要求，这时他们的” fair “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不去美国进行必要的溯源调查呢？他们在刻意回避什么？掩藏什么？这时如果中国对他”fair”了，可是他们对中国并不打算”fair”，最后吃亏的又是中国。

所以，没有前提的”fair”，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fairness”的。

由此我想把此文题目更新为 《 再 “论费厄泼赖应该慎行》似乎更切合今天的形势：对西方少数政客的”fair”要求，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

诚如鲁迅先生最后所建议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言之有理！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一　解题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 play），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　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　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里的杨荫榆⒂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　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　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

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七　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

八　结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