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教授建议要惩罚不生孩子，鼓励生育怎能靠惩罚不生？

媒体近日报道一则消息，厦大教授赵燕菁在某次会议上建议，生孩子要与资本挂钩，生孩子与不生孩子的，社保、养老金都要不一样，不生孩子的，资本的份额就要下降。只有创造出这样的机制，让生孩子变成有意义的事，大家才更愿意生。

这种由大学教授发表的观点惹了众怒，骂脏话的也很多。不愿苟同赵教授的人针锋相对，认为不生孩子就要没保障房，就要被下调养老金，这是把人当生育工具，而不是当人来对待，还有人感叹，即使为政策吹风，建言人士也不能胡言乱语，将惩罚不生的人视作理所当然，几乎没人认同赵教授。

通过检索发现，赵燕菁讲出这番话的场合，是今年5月25日召开的第18届蓝筹年会。他主旨发言的大意是，从前的年代，家里多一个人口就多了一份工资，所以人们想生。现在人们不想生育，就得要另想办法，从资本角度进行惩戒，然后列举了保障房、养老金这些个人资本形式，建议将其与生育挂钩，愿意生的就能扩大家庭或个人资本，不愿意生的就损失掉，用拿走利益的方式动摇不生的意愿。

三个月前的发言之所以现在引发反响，是因为舆论中存在恐婚恐育的立场，被重新翻检出来的赵教授的言论给点燃了。在生育问题上，或者说对于生育意愿走低的现实，人们对原因、后果、解决方案等都有不一样的认知。人们希望计生部门及其周边的“智囊人士”，能够真正理解民众的处境，不应该将生育意愿低看作是个人问题，而应该看成是社会问题，从结构上为民众解除生育压力。

可在现实中，人们发现无论社会以及舆论当中，都在强化一种对生育不友好的环境。职场招聘时不愿意聘用已婚已育的女性，女员工生完孩子后发现岗位被占用，职业生涯走下坡路。生养孩子的沉重负担没有政策分担，完全靠夫妻或家庭力量勉强应付。

老实说，不愿意生孩子，或者不愿意响应号召生三孩，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社会心态，它是在政策片面鼓励、保障长期缺位、共识一直匮乏的状态下逐渐形成的。政府会计算得失，个人和家庭当然也会。所以，当政策只是纸面鼓励生育，而不是掏出真金白银，将负担转嫁给个人或企业时，人们不抵触才怪。

面对现实中生育意愿的情况，大众认为像赵燕菁这样的人士，本可以将低生育意愿的真问题带到公共讨论场合，对那些影响生育意愿的结构因素加以分析、评判，然后督促政府部门积极调整，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政策空间和社会氛围。

哪知道，赵燕菁仍将生育意愿低归咎为个人，他想出的点子不是理解民众，而是惩罚民众，不是为困于生育压力的普通人说人话，而是站在人们的对立面，建议掏出更厉害的鞭子。赵燕菁之所以被舆论劣评，遭人们斥责，就是人们早就厌恶了他说的那些陈词滥调。

不排除赵燕菁在说出那番不合时宜的话时，夹杂着一点开玩笑的成分，但这种事不好开玩笑，错误地向公民灌输生育压力，实在不是公共论坛应有的体面发言。

关于如何正确理解生育意愿走低的现实，大众有切身体会，有历史认知，有现实洞察力，在这一现象上积累的认识水平比赵燕菁只多不少。遗憾的是，赵燕菁在公开场合用荒诞不经的话，建议用老派的计生手段来推行新的生育政策，势必加重全社会的反感，在他沦为笑柄的同时，只会让死结越打越紧。

以前，想生却不让生。为了阻止生育，各种各样的处罚名目繁多——罚款、处分、强制结扎。

很多地方的宣传标语，至今看来都心有余悸：

然而，近年来，政策开始了变化，鼓励生育似乎成为新的“政治任务”。

不过，随即而来的是，民众的担心：“好怕之后的某一天强制多少岁之前结婚，多少岁之前生育啊。不结婚的强制结婚，随机分配。不生育的天价罚款。好怕走到那一天”

实际上，关于不生孩子会不会被处罚，在两年前曾发生过这样的提议。

一位专家建议说：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但很快，该建议遭到央视的痛批。

有些年轻人不是不想生，而是确实压力太大，对症下药的良方在于通过一系列有效的优抚生育政策和真金白银的公共投入解决人们生娃的现实之虑和后顾之忧，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从老百姓身上薅羊毛，这看似为国分忧，实则是荒腔走板的高级黑。

民众不想生，惩罚就可以吗——这简直就是一个馊主意。

道理很简单：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

看看下面这个账单，足够令人颤抖——

当房价、教育和医疗“三座大山”把人们牢牢压住，敢生孩子的都是勇士。

由此可见，要想提高民众的生育意愿，归根结底，还是要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从产检、生产到奶粉、月嫂，从幼儿教育到学区房，都应该是重点发力的方向。

如果能真的把这些落到实处，“低生育率陷阱”也是可以破解的。

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的统计，2008年后，白俄罗斯、瑞士、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多个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回到了1.5以上。从数据上看，这些国家已经摆脱了“低生育率陷阱”的困扰。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国家在提高生育率方面的大量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提供经济支持，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

2、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3、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

4、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

当然，更重要的应该是发展经济，大家有钱了，自然更愿意生孩子。

相比于单纯地放开生育，或通过惩处逼着民众生孩子，不如尽快提高老百姓的生育意愿，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