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智商”？智力有没有一个可以观测的标准呢？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就总能在各处看到许多关于智力问题的谈论。所谓智力，在《辞海》中的解释是：“获得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须具备的心理条件或特征。心理学家对智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较多的人认为，智力指认识方面的各种能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像力、思维能力，其核心是抽象思维能力。”

那么这个智力就竟有没有一个可以观测的标准呢？

通常大家首先就会联想到智商即智力商数的概念。这个概念好像提醒了人们，人的智力水平可以通过一套固定的测试量表以数量的形式反映出来。所谓智商的测试量表，是根据若干道关于语言、数字和几何图形关系等方面的心理测题的解答结果分配不同数值的测量尺度。通过测试结果和相应算法规则，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衡量智力水平高低的数字，比如115就比135低。

但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仔细地研究各种测试量表，而只是提出几点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关于智力本身：

智力一般是指人的认知能力，包括记忆和联想能力、抽象与分析能力等等，当我们在面对语言和图像、计算乃至更复杂的公共社交和工程设计等等活动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系统性的能力。除此之外，由于这里所说的智力是作为人的智力，由此就不能不考虑智力的发展条件和应用条件。

首先是生理基础：先天的或后天的生理性疾病会使个体的智力的发展程度低于满足当时的社会条件所需的智力程度的最低值，而根据现实经验，绝大部分人是高于这个最低值的，因此至少在生理层面处于正常的范围。

本文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和人的自然存在不能断然分割，但是相对于低等动物，个体的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存在要对其自然存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智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应用条件，或者说智力的应用条件同时又属于智力的发展条件，因为智力需要应用智力活动的活动对象——即各类经验性和理论性的知识，社会交往的内容，各种由社会分工决定的技术活动等-——才能发展。

亚当斯密也曾说过，人与人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到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由此可言，真正影响智力水平是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条件和活动方式。其中，对此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因素又是教育和分工。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个体的经济条件。

就教育方面来说，从社会生产的分配关系形成的垂直梯度看，对个体的社会交往关系和受教育所需要的资源（不论是社会系统的教育还是自我再教育）分配都依赖于其经济条件，而经济条件又直接地取决于其所处的阶级位置。

一个夫妇二人每年都不得不双双996的城市工薪家庭相比于有闲的资产阶级家庭，在家庭教育、提供各类学习资源以及各类复杂的知识见解的方面以促进孩子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可能性要低的多，更无论那些被迫让孩子在教育资源匮乏的乡村中留守的家庭了。同时，有闲阶级的孩子可以有更充分的时间去发展各类广泛的爱好和技能，阅读更多的课外材料以及更从容不焦虑的投入学习的心理状态，这都会提供其孩子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便利。

在分工方面，家庭的经济条件也从动力方面决定了社会分工的划分。不能靠利润、利息和租金为生的人只能出卖劳动力即出卖自己的自由时间去为别人打工，这同时也丧失了在这段已不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一个处于每日连续不断的机械生产线上艰辛劳作的工人，其个体的再教育和再学习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是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乃至兴趣去学习和思考新知识，新技能和新爱好的。

所以，从分工和教育的角度来看，与其说遗传的是智力，倒不如说遗传的是贫困。但话又说回来，工人阶级真的就在智力上不如资产阶级吗，不！不是的——只是「智力」的解释权被垄断了，如今工人阶级宝贵的强力的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是被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自恋式的享乐贬低了，是被对劳动的制度性的成体系的蔑视压抑了，是被从剥削者口中灌输的人上人观念给消解了。

智力本来只能通过具体的活动对象在诸多的领域得以发展和体现，但如今却只能被定义在极度狭小的范围内表现出来，更是从歪曲者口中成了一种为攫取特权和心安理得的去吃人和杀人的神力，一种隐藏的宿命论，乃至是新型种姓制度的说明书和辩护词。

二、关于智力测试

市面上的一堆堆的毫无用处的测试题以及配合这种产品而滋生出的各类引发「智力焦虑」的种种言论，很大一部分是营销广告，另有一部分是为了稳固不正当的分工秩序和资源配置而服务的口号。所以，我们对智力问题的谈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从生理学，也要上升到文化批判的维度。

因而笔者目前仅支持智力测试在合理的医疗用途方面做必要的发展，除此之外的一切其他用途，大家警惕之余，大可一笑了之。还是那句话，相对于贫瘠的所谓测试题，我们的智力本来只能通过更具体的活动对象得以应用、发展和体现，在术业有专攻的领域所形成的我们的有机而复杂的智力条件，完全不必通过抽象为单调的数字来认识和表现，我们更不必花钱来用此算命，或者花钱让别人审判我们自己为智障，或者御封我们为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