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伟大历史成就和现实价值

中国南方以大米为主食，北方以小麦为主食。在某些一根筋的“专家”看来，这种现象是很不科学的：主食只能有一种，怎么能同时存在两种主食呢？

这样的“专家”的逻辑是：既然小麦是主食，那么，除非大米的“成分”与小麦完全一致，而且从育种到做成熟食的过程均符合“小麦理论”，否则，大米的存在就是不科学的，绝对不能用作主食的。

在那些坚信“只有小麦才是粮食”的专家看来：与水稻有关的理论，从水稻种植到米饭米粉烹饪统统都是不科学的，说米饭能养人一定是骗人的鬼话。

因此，我向来不与这些“专家”讨论他们所谓的“科学”“理论问题”，更不会与他们争论细胞之类的“科学”问题，我只陈述“米饭能养人”的事实。

中不中，看行动。

好不好，看疗效。

用事实来说话，以结果论英雄。

壹 中医药的历史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就把医药卫生作为国家的主要工作之一，纳入到了规范化的管理轨道。最晚在西周，便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善的医药卫生工作体制。

西周时，在朝廷建立了以“医师”为首的国家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地方各级政府均赋予相应的卫生行政管理职责，设置了相应机构和专职人员。“医师”之政令，通行于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直至每一个闾（25户人家为一个闾）。

《周礼·天官冢宰》：

“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

《周礼·地官司徒》：

“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

“闾胥，各掌其闾之徵令。以岁时各数其闾之众寡，辨其施舍……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

西周时，在政府的医疗卫生业务上已有疾医、食医、疡医、兽医之分，在朝廷也设有相应的业务机构。

疾医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大内科。疾医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做好全国性的预防、治疗季节性的流行病、传染病。

早在几千年前，中医药理论便已经十分先进、成熟。《周礼·天官冢宰》：

“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

中医向来主张预防为主，即治未病。最晚在西周时，中医就发现在不同季节有相应的流行病、传染病，并建立了系统的防治理论，有了成熟的预防和治疗方法。

如上所述的全国各地方的医疗机构，在朝廷的医疗业务机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当历史进入到了唐代，通过对前人经验的继承与发展，唐朝的医疗卫生的行政管理、医疗业务和人才培养工作又有了显着的进步。

和周朝一样，唐朝的任何一项重要工作，行政管理和业务实施都是分开的。在唐代，国家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是礼部下属的祠部。《新唐书·百官志》：

“（礼部）祠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凡名医子弟试疗病，长官涖覆，三年有验者以名闻。”

在全国各州县政府，也有对口的医疗卫生行政管理机构。《新唐书·百官志》：

“（地方州府）功曹司功参军事，掌考课、假使、祭祀、礼乐、学校、表疏、书启、禄食、祥异、医药、卜筮、陈设、丧葬。”

各县衙门的功能与州府一样，也有相应的吏员负责这些工作。不只是军队，即便是监狱，也设有医疗卫生机构。

《新唐书·百官志》：

“（刑部）都官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俘隶簿录，给衣粮医药，而理其诉免。”

“（诸卫）仓曹参军事各二人，正八品下。掌五府文官勋考、假使、禄俸、公廨、田园、食料、医药、过所。”

在唐代，国家的卫生业务主管部门是太常寺。《新唐书·百官志》：

“（太常寺）太医署……令掌医疗之法，其属有四：一曰医师，二曰针师，三曰按摩师，四曰咒禁师。……岁给药以防民疾。”

太常寺所属的太医署，负责全国的医疗卫生业务管理与实施。唐代的医疗卫生，分为医、针、按摩、咒禁、药等五大专业。

预防流行病、传染病，是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唐六典·太常寺》：

“（太医署）每岁常合伤寒、时气、疟、痢、伤中、金疮之药，以备人之疾病者。”

《新唐书·百官志》：

“（太常寺）太医署……凡陵寝庙皆储以药，尚药、太常医各一人受之……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一人。”

太医署每年要制作大量的防疫药品，进行药品战略储备；太常寺建有许多的药品仓库，以应对各种可能的危机。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发放药品，预防流行病、传染病。

全国各个州府，均有专门的卫生业务主管部门。《新唐书·百官志》：

“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上，掌疗民疾。……（开元）二十七年，复置医学生，掌州境巡疗。”

州府的“医学”，既是一所学校，也是州立医院。“医学博士”既是学校的教官，同时也是州立医院院长。

州立医院的医生除了在州府所在地的坐诊，还要定期在全州范围内进行巡回诊疗。州立医院为百姓看病，一律免费。

在医疗卫生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唐朝政府建立了十分完善规范的制度体系。廷设立了国家医学院。《新唐书·百官志》：

“太医署……皆教以博士，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京师以良田为园，庶人十六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凡药，辨其所出，择其良者进焉……药童二十四人，药园师二人，药园生八人……医生四十人……针生二十人……按摩生十五人……咒禁生十人。医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掌教授诸生以《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并从九品下。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教如医生。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并从九品下。掌教导引之法以除疾，损伤折跌者，正之。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掌教咒禁祓除为厉者，斋戒以受焉。”

国家医学院隶属于太医署，其教学、考试、选拔录用等等，和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一样。内设有药学（学生24人）、药园学（即中药种植，学生8人）、医学（下设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等5个专业，学生40人）、针灸（学生20人）、按摩（学生15人）、咒禁（学生10人）。

在全国各州府也设有医学院。《新唐书·百官志》：

“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上。掌疗民疾。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三都学生二十人，都督府、上州二十人，中州、下州十人。”

唐朝主要按照人口多少，将全国各州分为上中下若干等级。上州的医学院学生为20人，中州、下州的10人。

唐代也建立了规范完善的医疗卫生人才选拔考核制度。

受某些人的误导（不排除故意），人们往往以为，唐代的科举考试，只有进士、明经。其实，唐代在各个专业技术领域，均有科举考试项目。医学领域，便是如此。《新唐书·选举志》：

“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门户，而诸司主录已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不在焉。”

在唐代，吏部将治国人才分为27类，医学人才为其中之一。《新唐书·百官志》：

“（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其考法，凡百司之长，岁较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大合众而读之。……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多者，为方术之最……”

医学领域的人才选拔制度，与进士、明经选拔大同小异。学医可不容易，月有月考，季有季考，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毕业，就只能回家了。《唐六典·太常寺》：

“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博士月一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

《唐六典·尚书吏部》：

“凡伎术之官，皆本司铨注讫，吏部承以附甲焉。(谓秘书、殿中、太仆寺等伎术之官，唯得本司迁转，不得外叙。若本司无阙者，听授散官，有阙先授。若再经考满者，亦听外叙。) ”

医学由于其专业性太强，其考试选拔由医疗卫生的业务主管部门自行组织完成。无论是学生毕业后录用为公职人员，还是工作中表现优秀提拔使用，均由业务部门主导完成，将选拔结果上报吏部备案。工作考核优秀，确应提拔，但是官员编制不够的，可以先提高级别，享受待遇。

毋庸置疑，唐代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完善的，先进的。

唐朝建立的这一制度体系，作为优良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朝。

据《明史·职官志》，明朝的医药行政工作归属于礼部祠祭司掌管，其业务则属于早期名曰“医学提举司”，后更名为“太医院”的机构，“太医院掌医疗之法”。明朝时在北京、南京的太医院均设有中央医学院，建立了系统完善的教学、考试制度：

“凡医术十三科，医官、医生、医士，专科肄业……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三年、五年一试，再试，三试乃黜陟之”。

据《大明会典》卷224，中央医学院培养的人才，由礼部会同太医院考核合格后，根据考试成绩分配到政府相关部门和部队从事医疗工作。全国各府州县所设医学院，除了为地方培养医学人才和为百姓免费诊疗服务，还担负有向太医院推荐选拔人才的责任。同样，朝廷还为医疗卫生人才建立了一整套的工作业绩考核和职务晋升、奖惩制度。

众所周知，清朝基本沿袭明朝制度，不再赘述。

贰 中国古代的医疗卫生成就

还是那句老话：中不中，看行动；好不好，看疗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用事实来说话，以结果论英雄。

只有医疗卫生的效果好，才能证明中医药确实先进，确实管用。

疫情不是新东西，古今中外都有。以唐代为例。

唐太宗时期，国内出现了六次大的疫情。由于地方政府无力应对，朝廷立即派出医疗队伍，组织大批药品，予以防治。《册府元龟》卷一四七：

“（贞观）十年，关内、河东疾病，医赍药疗之。”

“（贞观）十五年三月……泽州疾疫，遣医就疗”。

“（贞观）十六年夏，谷、泾、徐、虢、戴五州疾疫，遣赐医药焉”。

“（贞观）十七年六月，潭、濠、庐三州疾疫，遣医疗焉”。

“（贞观）十八年自春及夏，庐、濠、巴、普、郴疾疫，遣医往疗”。

“（贞观）二十二年九月，邠州大疫，诏医疗之”。

因为朝廷拥有全国性的专业医疗卫生队伍，拥有强大的药品储备，所以，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唐代的医疗卫生效果，首先表现在诗歌超级强大。因为国泰民安，所以，李白、杜甫游遍中国山水，写尽人间美景。其实，在唐代，和李白杜甫一样周游全国的士人，多到不可胜数。

最有说服力的，是唐朝人口持续稳定增长。《新唐书·食货志》：

“贞观初（元年为公元627年），户不及三百万。”

据《资治通鉴》相关数据：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履行奏……即今户三百八十万”。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是岁，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畸”。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五月，癸卯，户部奏今岁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是岁，天下……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

由此可知，公元627年，全国人户不到300万户；25年后的652年，增长为380万户；又过了50年，增长为615万户；又过了21年，增长为近707万户；又过了15年，增长为841万户。

在这骄人的数据面前，任何以“科学”的名义的狡辩，都是没有意义的胡搅蛮缠。

如前所述，明朝将医学专业教育普及到了县一级，持续不断地为全国城乡培养了无数的医疗人才，大大提高了防病治病能力。与此同时，明朝还建立了完善的医疗救助和社会救济制度，以确保百姓看得起病，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设立惠民药局，此即公立的免费的医药机构，专门为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穷人免费提供药品，《明史·职官志》：

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

设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废疾者，在确保他们的衣食住行的同时，免费提供医药，安葬死者，《大明会典》卷80：

洪武初，令天下置养济院，以处孤贫残疾无依者。三年，令民间立义塚，仍禁焚尸，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之地，立为义塚。

为了确保这些政策的落实，明朝以严厉的惩罚手段强制要求地方官员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大明会典》卷163：

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尅减者，以监守自盗论。

如果有该收养而不收养的，县令就会受到杖六十的处罚；如果没有按照国家标准为收养者提供衣食，就会被按照监守自盗处罚，轻则下狱，重则掉脑袋。

中医药的良好疗效，优秀的制度体系，使得明清时期中国人口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事实上，仅1500年至1911年， 就发生大疫238 次， 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但是，依靠中医药，中国成功地抵御了每一次瘟疫，将瘟疫的规模和破坏性降到最低程度，有效地保护了全民的健康和社会稳定，中国人口持续稳步增长。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中国人口已经达到4.5亿，远远多于整个欧洲的人口之和。

毛泽东精通中外历史。1954年，他说：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实验，没有什么实验数据的价值，比得过几千年的人口持续增长的数据！

如果中医药不科学，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科学。

叁 中医药在新中国的成就

早在1913年，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中医之长处，在于讲气脉，重系统，由此而导致常人难懂，难免失之于虚；西医讲实验，重表象，由此导致无视系统，舍本逐末。

1955年，毛泽东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1969年8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说：

“西医学中医，心里总是不服气，格格不入，认为中医不科学。其实西医就全部科学吗？它的局限外在形式的很。”

西医的科学，更多的体现在“外在形式”。

伟人一发言，便是卓尔不凡。

1952年，美国对我国发动细菌战争，出动飞机14批148架次，侵入我国，投放含有炭疽杆菌、鼠疫杆菌等10余种病菌的苍蝇、跳蚤等生物。同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口号，在大力开展应对细菌战的同时，逐步推进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当时，卫生系统中的权力人物，认为中医不科学，以各种政策歧视、排斥中医，力图让中医“自然消亡”。

在毛泽东看来，中医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超越“四大发明”，是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1953年，在杭州刘庄宾馆，毛泽东说：

“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1955年４月，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1955年10月，周恩来接见外宾时说：

“中国的中医大夫数量很大，中医历史很悠久，如果加以整理，对人民有很大好处。”

1954年，毛泽东批示：

“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

作为中国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中医药予以保护、传承、发扬光大，否则就是犯罪。

同年，毛泽东指示：

“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

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周恩来为中医研究院成立题词：

“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给杨尚昆写信：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1954年9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扬。”

保护和发展中医药，并不是要排斥西医药。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就是不迷信、不盲从，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因此，他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毛泽东思想，带着一群脚穿草鞋的农民，打下了一片锦绣河山。

毛泽东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6年，毛泽东说：

“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

要积极地学习西医，但是，决不能套用西医。学习西医的目的，是为了借鉴西医，发展中医，使中医发扬光大。

1971年2月，周恩来说：

“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毛泽东坚决反对中医药的“西医化”倾向。1955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五十年前，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主导了一场关于中医药实践检验活动，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深入到了全国每一个村。

几亿亲历者、受惠者，还处于身强力壮的年龄阶段。

1968年，毛泽东批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

“合作医疗好”。

全国大队（村）一级设立了“赤脚医生”，同时，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从此，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就行了。这是为中国亿万农民提供最大福利的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

农村出身的50、60、70后—人类史无前例的生育高峰、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多的一代人，无不受益于这一制度。经济学家口中的“人口红利”，所指正是这几亿人。

创造这个人类奇迹的，仅仅是：就地取材的廉价草药、就地培养的乡村医生；他们被称为“赤脚医生”，他们的手中仅有这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着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不仅“赤脚医生”人手一册，大医院的医生也人手一册，普通百姓买来阅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请“科学教”的“理论家”们研究：这是为什么？）。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发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世界卫生会议，并作大会发言。1976年，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

立足于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的赤脚医生，治疗效果如何呢？

答案是：

1.已经和正在创造“人口红利”的几亿50、60、70后的人口，胜过一切这“实验”、那“理论”。

2.如前所述的联合国、世界各国的认可。

3.茅于轼的话，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你懂的）：

“他（毛泽东）确实为穷人做了不少事。比如医疗方面，教育方面，中国的成就按照国民收入的水平而言，是很了不起的。改革前我国的平均寿命，教育普及率，婴儿死亡率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改革以后这些指标很少有改进，或者干脆就没有改进。”

肆 总结

以上的内容，读者看过之后，自会有自己的结论。

以史为鉴，了解一点西医药的历史，将更加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医药的辉煌历史和现实价值。请参阅点击这三篇文章：《铁证如山：明末耶稣会士剽窃中医，伪造译着，虚构出西洋医学》《1850年代，存在西医药吗？以1857年英国医生着作为证》《西医药的历史、现状及其“科学性”，惊掉人的下巴》

近两三年来，在防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中医药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面对新冠肺炎，西医药，包括欧美的西医药，不知道有什么特效药没有？

好不好，看疗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用事实来说话，以结果论英雄。

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这个总结我就不做了，还是让读者们自己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