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海：三农忧思录

引言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产业，是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基础产业，因此曾被称为百业之首。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职业群体，是中国几千年来逐步形成的最为庞大的一个职业群体。农村，是农业生产的根基之地，是农业人口生存栖息之地，是农耕文明的承载之地。

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一个个乡村星罗棋布。几千年来，一代代农民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传统的中国农民只要处在有土地可以耕种这种生存状态中，身心就会获得一种踏实感。

在这撒落各地的村落里，也有无数的农民子弟从这里走出农家小院，走出山野柴门，走入繁华都市，走向大千世界的各行各业。所以，这大大小小的村落里，有城里人魂牵梦绕的老家。乡村的坡坡岭岭上，有着城里人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祖坟，祖坟里沉眠着城里人的祖先。乡村的寻常巷陌里，还会坐落着城里人家族的宗祠，宗祠里记载着城里人那祖祖辈辈的故事。

——乡村，是城里人的“根”之所在。

现在中国的城市居民，如果上推四五代，几乎全是农民！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豫西山区的农村。我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后代。我是在农村生活成长到25岁，才参加“文革”后的高考从农村来到城里学习和工作的。和我一样的许多人，我们在乡村出生，从小喝着家乡的河水长大，然后告别那片生养我们的土地，来到城里生活。我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烙刻着农村的印记，血液里潜藏着农民的遗传基因。农村，会时常勾起我们美好的回忆。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人，都曾一次次地出现在我们的梦境中。

我们如果久在异乡，偶尔回到久违的家乡，漫步在家乡的田野，双脚踏上家乡那松软的土地，那就如同小时候依偎在母亲的怀抱，匍匐在父亲的脊背，一种亲切感就会油然而生。这种与农村母子般的依恋之情，常常使我们的内心一次又一次地涌动起感情的波澜，甚至会涌出满眼的泪水。

对自己的家乡，我们总会饱含感情去表达自己深深的眷恋，那是难割难舍的故乡情结。谁也不愿说故乡落后，不愿说故乡愚昧，不愿说故乡的贫穷；而愿意把落后浪漫化，把乡愁审美化，把贫穷道德化。大家觉得，作为生活在城里的农民子孙，如果老说农村的落后，那就是忘记了家乡的养育之恩，那就是忘本！就是对家乡的背叛！谁敢丑化我的家乡，那就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可如今，当我们面对那片沉闷的土地，面对那日渐苍老的乡亲，我们不得不为农村的冷落、农业的落后、农民的无奈而深深地叹息！

一、乡村在悄悄地走向衰落

我出生于上世纪的50年代，在农村度过了那难以忘怀的童年时光和青春岁月。如今仍清楚记得我们青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场景：生产队上工的钟声一响，男女老少社员一个个从家门走出，在生产队长的指挥下成群结队走向田野。男女老少统一出工，一起劳动，统一休息，统一收工；记得那春节时的露天戏台，夏夜里的露天电影；记得夏收时节那烈日下的挥汗如雨，那打麦场上的热火朝天；还记得在“农业学大寨”的工地上，架着高音喇叭，竖着宣传板报，每天报道着各小队的生产进度，宣传着共青团、民兵连涌现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还记得那时生产大队、生产队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学习，有发言，有讨论，有表决……

那时的农村，虽然贫穷，但充满生气；那时的农业，虽然落后，但充满希望；那时的农民，虽然劳累，但充满梦想。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满怀着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前景的无限向往。

可是，到了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当我们抱着一种既热情又冷静的态度来观察中国农村、中国农业、中国农民时，我们的内心感到了一阵阵的隐痛。因为我们看到了当今农村令人惊叹的萧条与衰败！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乡村，在这近几十年来“城镇化”的狂飙突进中，已经严重衰退了，没落了！沉沦了。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了。

乡土，已经没有了营养；乡村，已经伤痕累累。村庄还在，可村庄已经没有了人气和希望。没有了人气和希望，村庄就一片死寂。

曾经生气勃勃的乡村啊，你为什么成了这般模样？我们在苦苦思考着其中的原因。

人，都有“发展”的需要，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人类的一个本能就是“人往高处走”。当城市能够给人们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更良好的医疗、更优美的生活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更高的薪酬待遇时，我们怎么能够奢望让大家抱着“故乡情怀”留在农村呢？毕竟生存与生活才是第一位的呀！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农民眼睁睁看着农村无望、农业无望之后，只好放弃了祖祖辈辈曾视为生命的土地，告别了曾日夜厮守的村落，离开了熟悉的农事，抛下“老婆孩子热炕头”，毅然决然地背起行李，拥进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从此掀起了中国波澜壮阔的农民工打工大潮。

农业，已经养活不了农民！农村已经留不住农民！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

打工——这是中国农民在现实逼迫下不得不选择的一个新的生存方式。

中国最古老最庞大的产业——农业，如今为什么会如此衰落？中国最大的人口生存栖息地——农村，如今为什么会如此冷落？中国最大的职业群体——农民，如今为什么会如此无望？历来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为什么要抛家舍业离开农业和农村才能养家糊口？

现在，走进村子里，人们难以寻找到那种轰轰烈烈的生产劳动场面，难以感受到那蓬蓬勃勃的生活气息。村子里居住的绝大部分是60岁以上的满头白发、身躯佝偻、行动迟缓的老人，还有一些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青年人绝大多数出去当了农民工，有的甚至带走了孩子。在村子的学校里，再也看不到过去孩子们那活泼的身影，听不到孩子们那嘹亮的歌声。有不少山区村子的学校只剩下了三五个孩子上学，有些村子的学校已经空无一人，只剩下满院荒草，还有一个锈迹斑斑的篮球架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守望着一个空荡荡的操场。

你到山区农村走走，会发现相当多的农家院落，大门常年落锁，隔着门缝向院里看去，满院杂草丛生，一人多深的蓬蒿遮蔽了门窗。

老龄的人口，生命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辈老人开始凋零。他们大多都是像蜜蜂一样，辛勤劳累到最后，也就静悄悄地死去。随着一座座新坟的出现，农村人口在一天天减少。

我曾经去过距离县城只有十几公里的一个村庄，新修建的村部，称得上大方美观，硬化的院子幽静整齐，而且也配备了电脑，接入了互联网。然而一起同行的朋友却告诉我，这个看起来挺气派的村部，其实平时是很少有人住的，不定猴年马月，上级来人了，有关村干部会回来一下。村部的电脑，估计一年也开不了几次机。

去了几家农户的家里，房子还是修建的挺整齐的，但进入房间里所遇见的村民们，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绝大部分村民常年在外地打工，恐怕也只是春节回来呆几天。春节过后，打工大军又南下北上，村庄又归入了沉寂。

这些农民工一天天，一月月，努力地去挣钱，等待下一年春节回来，重复同样的故事。

尽管村庄的房舍道路整整齐齐，但一个没有年轻人的村子，即便再好，也会显得没有生机。

站在村头，望着这个沉寂的村落，我在想：当老一辈人年龄越来越大，最终离开人世之后，这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还会再回这个村子吗？回来干什么？回来种不了地，做不了生意，挣不了钱……但是，如果他们不回来，他们能顺利在城市立脚吗？恐怕他们进城之后，大多数人只能栖息在城市的屋檐下。他们在城里没有低保，没有医保，没有各种社会福利，城市会不会将他们拒之门外？

我理解那些远在他乡务工的农民工的酸辛：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故乡，安置不了肉身：他乡，安顿不了灵魂……

如果农村能留人，谁愿意背井离乡？如果农业有希望，谁愿意抛家舍业？这是多少农民工无奈的叹息啊！农民工的“前途”究竟在哪里？

让农村80%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家乡，靠外出打工来养家糊口，这是农村的长久之策吗？这是农业发展必然结果吗？这是农民的奋斗目标吗？农业没有了前途，农民自然也就没了前途。

乡村还在，但乡村的人们却没有了方向感，中国最庞大的一个职业群体看不到前途在哪里。有多少青年农民，展望未来，忧心忡忡，一脸迷茫。

在刚实行“大包干”的时候，每家每户对自己家分得的土地的地边地界，都了如指掌。而现在呢，土地无人耕种，大片大片抛荒。村落的田野上，很难看到种地人的影子。即使到了春耕时节和夏收秋收时节，也只能见到几个佝偻的老人在田间劳作。

等老一辈种地人离去，恐怕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不会种地了，有些人恐怕都不会使用农具了，甚至忘了农具的名字了，有些人恐怕都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块在哪了。

耕地抛荒，不见人种地，这还叫农村吗？村民都去打工了，也不会种地了，这还叫农民吗？

中国的农田是一代代农民陆续开垦出来的。你如果到浅山地区的山沟山坡上看看，在那些沟沟坎坎里，那些垒砌着石坝石堰的地方，残留着田埂模样的地方，都是当年农民开垦的农田，有的是“农业学大寨”时修整的梯田，现在已经地堰坍塌，草树葱茏。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水坝、水渠、水库、渡槽、排灌站等农田水利设施，绝大多数因常年失修而废弃。还有靠近市、县、镇的大片良田，也在本世纪之初被“工业园区”“产业聚集区”圈占，处于半荒废状态。

中国曾经是个农业大国，一直以来，上有东北三省，中有“两河两山”，东有沿海水乡，南有洞庭鱼米，西北河套平原，西南天府之国……举国上下，勤劳的几亿中国农民，支撑着这个地球上第一人口大国里十几亿人的一日三餐。然而，到了现在，农业的衰落，已经撼动了中国人的生存根基。中国农村，这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走到了最危险的崖边。

上世纪90年代末，一位农民曾给我算过一笔账：种庄稼如果算上种子、化肥、农药、灌溉以及耕种收割的投入成本，基本等于白干！说这话时，这位农民分明没把自己起早贪黑、日晒雨淋、流血流汗劳作的人工费计算在内。农民算的这笔账，听起来就是一声沉重的叹息！这笔账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字，这分明是泥土混合着汗水和泪水而酿成的苦酒！

听了这笔账，你会感觉到如今的农民是多么的无奈！

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里，农民坚信：“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到了现在，土地成了累赘，农民不愿种地，谁种地谁赔钱！种地越多赔钱越多！农业前景竟然是如此的暗淡！

农业和农村的衰落，导致农村难以留得住人才；农村人才的流失又导致农业农村的更加衰落。恶性循环已经形成。

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都是农村补贴城市。城市就像一台巨型抽水泵，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抽取各种资源：抽取劳动力，抽取“剩余价值”，抽取人才·······

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孩子一批接着一批，毕业后都去服务城市了。农村原有的一些有文化、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的青年一个个地离开农村，跳出农门，到了城市。

人民公社时期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大有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教育一直鼓励农村的优秀孩子“跳出农门”。 从“知青回城”开始，一直到恢复高考后这40多年，优秀人才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近半个世纪，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导致农村的各种资源日益干涸枯竭！

随着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的贫乏和枯竭，农村发展后劲明显不足。而失去了人力资源这个生产力要素，农业产业链越来越萎缩，农业发展的产业体系难以形成。

中国传统农民们几千年来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的农耕文化秘籍，已经彻底在“城镇化”口号声中永久消失了。华夏大地再也回不到那个神农氏开创的“老黄牛遍地走”的大农业时代！五千余年的农耕文明，正渐渐走进落日余晖，成为历史的挽歌·······

看看湖南大学一位老教授回农村老家过春节后的感受吧：

过年回乡村，归来泪满巾；

田荒藏野兔，不见种田人。

难寻儿时伴，翁妪带幼孙。

幼童多留守，难见爹娘亲。

异乡难留魂，故乡难留身。

家园已荒芜，落叶难归根。

此诗将乡村衰落的实况展现读者眼前，让人读来感叹，忧心，五味杂陈，似有凝重乡愁，更有回不到从前的感慨。

乡村的衰落，还不仅表现在农业产业的衰退，还有乡村淳朴民风的江河日下。乡村没有了敬畏，没有了家规家训，没有了宗祠家法，没有了村规民约，传统的道德已经崩塌，传统的习俗已经瓦解，乡贤已经走失，公序良俗对村民已经毫无约束之力。农村上层建筑在失去了经济基础的支撑之后正在逐渐坍塌，农村的意识形态阵地已经无人值守，拜金文化、地痞文化正在泛滥，乡村的优良传统文化被侵蚀殆尽。现在已经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把农村的人心凝聚起来——乡村文化也在衰落。

农业衰退，农村衰落，农民无望，谁来拯救我们的乡村！

故乡犹在，山水依旧，村魂已失，我们该到何处为村庄招魂！

二、农民养老保障，时代的难题

现在的农村，已经没有了早年那种老年父母与多个儿子共同居住的几代同堂的“大型家庭”，取而代之的都是老年父母与子女分居的“小型家庭”，这是目前农村家庭结构的常态，且子女多数都在远离父母的外地打工。于是，过去的那种居家养老模式难以为继，不得不走向终结。

现在中国的十四亿人口中，大约有一亿左右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他们在失去劳动能力以后，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社保，也没有参加任何人寿保险、健康保险等。近年来，才有国家每月发给他们的100元左右的养老金，其中有不少人还在为生计发愁。他们与子女分居，子女又常年在外地打工。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了这个时代的痛点。

虽然现在我国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大病救助制度，但这个制度还一直处在不断地完善过程中，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对于真正得了大病的农村老人来说，救助往往难以到位。而且，当今农村亲情越来越冷漠，敬老意识越来越淡化，尤其是孝敬公婆的儿媳越来越少见。这些又加剧了农村养老问题严峻性。

农村老人一旦得了大病，医疗费用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即使加入了“新农合”，以前那种“个人先垫付，之后农合报销”的操作办法也会让农民因借钱无路而望病生畏，如果没有加入“新农合”，这会让原本脱贫的家庭一夜返贫，甚至债台高筑！一个农村家庭由小康到赤贫的距离就是一场大病的距离！所以，许多农村老人得了大病后不得不放弃治疗，慢慢地等待着死亡的临近。

他们中有的人大小便失禁，又没有亲人陪护，只好拉在裤子里，干了湿，湿了干，最后都结成粪板了，都没有人给换洗换洗；有的人白内障严重到失明，依然要每天摸索着生火做饭；有的人年轻时候劳累过度，老了弯腰驼背，腰肩腿疼痛难忍，昼夜无法入睡；有的人查出癌症后直接放弃治疗，回家喝农药自杀；有的人子女都不在身边，自己在家里病死好久后才被人发现。

在农村，人至暮年，竟如此悲苦，如此无可奈何！

一个农村乡级卫生院的医生讲了一件事：

我曾经接诊了一个农村老太太，子女送到门诊时说是老太太的脚破了点皮，让我们给看看。当我打开她原来裹缠着脚的纱布后，都被映入眼前的画面惊呆了！这是怎样一只脚啊：深可见骨的溃烂坏死，几个脚趾全都烂成了黑色，还散发着浓烈刺鼻的恶臭！这是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坏疽！而从子女口中说出来就是“破了点皮”。

这种程度的坏疽，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是要截肢了！在跟老太太的子女说明这些情况后，她的子女纷纷面露难色，子女们没有问他们的母亲不治疗的话会有什么后果，而是不停地问“要花多少钱？”

在听到一个大概的数字之后，子女们一致表示“不治了”，要回家。而老太太本人，全程一言不发。换药的时候没有喊一声疼，整个人表情麻木，似乎早已习惯，也早已认命，任凭她的几个子女草草地决定她的生死。

在这个老太太被她的子女带走后，我不知道该愤怒还是该叹息。

在农村，丧失了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如果再疾病缠身，那么他们当然就只能是依靠子女。子女们如果外出打工，他们的生活就无着落。如果子女为了老人放弃打工，子女一家的生活就无着落。

我曾见过一双老年夫妇到医院看病，得知老伴得了癌症以后，老汉在蹲在医院大门口嚎啕大哭。

这些老年人在年轻的时候累死累活，在土里刨食，忍饥挨饿，辛勤劳作，养儿育女，把一个个孩子抚养成人之后，还要给孩子盖房子、娶媳妇、带小孩。一旦完成这些“人生使命”之后，他们就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没有了任何价值，活着就是拖累子女，于是只求早点离开人世。

在农村还有一些老人选择的是有病不去治疗，从而慢慢将小病拖成大病，一直拖到不能自理时就用自杀摆脱这一困境。

一个喝农药自杀的老太太，在抢救过程中她的几个子女在抢救室里哭得肝肠寸断，让在场的人都十分动容。可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几天之前，老太太在医院查出了肝癌晚期，也正是这几个子女十分平静又坦然地告诉医生，他们选择放弃治疗。而老太太可能觉得自己的病毫无治愈希望，活着就是个累赘，干脆在自己在还能动弹的时候选择了悲壮地自我了断。

这个老太太走得十分决绝，一个字、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村里人对于老太太的自杀，流露出一种赞赏的态度：“这老太太是个明白人，走了也好，不用受罪了，也不拖累儿女。”

听了这样的故事，我不觉一声长叹，沉思良久，潸然泪下。

假如村里有一个老人瘫痪了，农村人一般是请不起护工的，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养老院。如果子女孝顺，那就子女轮番照顾。那也意味着一旦一个老人瘫痪，就会拖累着几个子女都必须留守在家照顾，没法外出打工赚钱，这对于农村家庭是个巨大的经济消耗。所以，老人在丧失自理能力或者身患重病时，他们每天都备受煎熬，时间长了，就只盼着早点结束生命。如果他们选择了自我了断，周围人都会纷纷赞赏他识大体，子女也会跟着松一口气。

在农村，老年人只要丧失了劳动能力，即使没有重病缠身也过得艰难无比。主要是他们没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除了国家每个月发放的那100来元的养老金，他们就只能依靠子女。如果子女不在身边照料，中国农村养老机构实在是无能为力。根据全国“老龄办”统计的数据显示，目前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261万张床位，面对的是1600多万不能自理的老人！

目前农村有大量的“空巢老人”，如果这些老年人生了病，那只能去村里的卫生室求医，如果是头痛脑热，卫生室还可以处理，如果遇上稍微大一点的病，就完全没有像样的医疗条件。去医院的话又面临没有人照料陪护的问题。很多老年人也正是在这种孤独又绝望的困境里欲哭无泪。

难道这一代农民，生命的最终归宿就只能自我了断吗？他们晚年为什么会生活得如此卑微？

我曾经问过一个有轻生念头的老人，为什么会想自杀呢？他告诉我说，他不是想死，只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只能死。我听后长久沉默，想劝他不要这么想，想劝慰他困难一定会能解决的，但是我知道，我的话对他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解决他的难处。

新中国建国70多年了，为共和国出过力、流过汗、吃过苦、受过罪的一代农村老人，是与共和国患难与共的一代老人。他们一辈子出了几辈子的力，一辈子吃了几辈子的苦，一辈子受了几辈子的罪。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没有亿万农民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就没有中国工业化的基础。那一代农民是最吃苦耐劳、最忍辱负重的一个群体，是共和国初期和中期发展的最大的功勋群体。这一代老人，往往一年里也吃不了几顿饱饭，一辈子也换不了几床新被褥，不知多少年才能穿一件新衣裳，有许多人一生连县城都没到过，许多人是饿着肚子、穿着补丁衣服离开这个世界的。还有一部分刚刚吃上几天饱饭就撒手人寰了。剩下的一部分，如今仍然在农村的社会底层艰难度日。极度的无奈，使他们只能匍匐在地面，卑微地生活。操劳一生，临老本该颐养天年，但面临的现实是：连体面地活着都难！

看到中国农村这一代老人的生活现状，我仰望苍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觉得眼里噙满泪水。

我们该呼唤何人来关注这一特殊群体？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不知道该如何度过他们的晚年。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养老保障问题该如何破解？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近忧已现，该如何远虑？

三、老一代农民——共和国的功勋群体

从新中国建立到本世纪初取消农业税之前的几十年里，农村、农业、农民对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这其中有显性的贡献，也有隐性的贡献。在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必须把这一历史事实告诉今天的年轻一代。这既是为了告慰老一代农民，也是为了昭示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真的不能忘记了那老一代农民。

现在，竟然有些年轻人认为目前的农村和农民是国家的累赘，这真是对那一代农民的忘恩负义！

请看看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怎样走过来的吧。

由于建国之前的连年战争，已使当时的中国山河破碎，百业凋零。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库严重空虚。这时，国家还要养活400多万人的军队，还要维持政府的运转，还要保障基础性工业项目的开工上马。建国第二年就爆发了朝鲜战争，面对这百废待兴的局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我们新生的国家政权能依靠哪个阶层、哪个群体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呢？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最信任的三大群体就是“工农兵”，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最拥护新生政权的三大群体也是“工农兵”。而“工农兵”这三大群体中，中国的产业工人占人口比例很小，且新中国的工业几乎是“零起步”，当时我们能见到的工业产品几乎全是“洋货”。新中国的工业是急需国家扶持才能发展的，国家不可能从工业上获得资本积累。“兵”就是军队，军队是需要军费维持支撑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们又有几十万志愿军战士赴朝参战，也是需要战争经费支持的，我们不可能从军队获得资本积累。所以，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国家政府要进行国家建设，唯一能够依靠的，就只能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群体——农民！唯一可以依靠的经济基础，当然就是中国最大、最古老的产业——农业！

新中国的国家原始资本积累基本上全靠农业！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就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创造“剩余价值”。

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政府强制性定价手段，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产品价格——这就是着名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采取这种决策的战略意图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 “以农补工”，就是从农业那里收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用来促使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譬如，当时全国农村的各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除了留下口粮、种子和少量储备以外，全部低价上缴国家，称为“缴公粮”。当时上缴给国家的小麦，价格仅为每市斤0.139元，上缴的玉米每市斤0.1元，远低于市场价。

在当时国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度过难关，国家实行国民超低消费、国家超高积累的宏观决策。为了保证这一决策的实行，国家对生活物资供应按人口发放票证，没有票证，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生活物品。特别是粮票和布票的推行，对“超低消费”起到了关键的作用。80年代时有人倒卖粮票，每斤粮票0.2元，70年代到80年代粮食相对充裕时，小麦的市场价为每斤0.38元。这样你大概可以知道当时农民卖给国家的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多少。

那一代农民从小就这样毫无怨言，勒紧裤带，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爱集体，爱国家。他们把籽粒最饱满的的粮食拣了又拣，晒了又晒，然后低价交给国家，一直交了50多年！就此一项，你说那一代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如果没有那一代农民的贡献，不知道我们国家该如何度过难关。

你知道当时生产队里一个青壮年男劳动力干一天活所获得的工值（报酬）是多少吗？当时农民的工值各地各年份不太相同，我所在的生产队多数年份一个成年男劳力劳动一天（10分工）的工值只有一毛多钱！

农民的工值为什么这么低呢？我们先看这样一个公式：

=农民每天的工值

在这个公式中，当然“分子”越大，工值就越高，“分母”越大，工值就越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是依靠国家的强制性行政手段，强行压低农业产品的价格——这是有意在这个公式中“缩小分子”；生产队年终决算时要把大量的为国家义务劳动而不给生产队创造效益的民工外出参加“大会战”的工分、把乡村干部、乡村医生、乡村教师的补贴工分等“虚增”工分，统统列入年终决算时的分红——这是有意在这个公式中“扩大分母”。

如此想方设法地在这个公式中缩小分子、扩大分母，农民的“工值”岂能不低？

村干部的待遇、乡村医生的待遇、乡村教师的待遇……这些本应由国家政府负责的经济负担，当时都统统用生产队记工分的方式由农民负担起来，这也是当时农民为国家做贡献的形式。

从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国家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到底从农民那里取得了多少“剩余价值”， 我们无从知道。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对国家的贡献的第二种形式是：通过大量的农民义务劳动投入国家的基础性建设。

人民公社初期，国家对农民劳动力管理几乎是半军事化管理：政府可以随时向各个人民公社、各生产大队无偿征调劳动力，组成“民工队”“民兵营”，参加国家修公路、修铁路、建水库、建电站等大中型建设工程。这些民工的待遇就是由他们所在的生产队为他们按天记工分。各省、各地市、各县也都有本地区的建设项目，这些建设工程都主要靠民工来完成。譬如，我们嵩县有好多人参加过修建焦枝铁路、修建洛栾公路、修建陆浑水库、修建栗子坪电站、修建前河大桥的工程建设。一直到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的很多建设工程都是靠农民工参加“大会战”用义务劳动建成的。我国50年代到70年代修建的8万多座水库，多数都是依靠农民义务劳动建成的。

农民工参加的这些劳动，完全是为国家尽义务的，是不能为农民所在的生产队创造效益的，有些地方性建设工程甚至需要农民自带口粮、自带劳动工具去参加义务劳动的，但这些劳动都是由农民所在的生产队按劳动日计工分的，这些工分到年终决算时是要在生产队参加分红的。这种 “由生产队记工分并参与分红”的形式掩盖了民工是在“尽义务”的实质。如果站在生产队集体的角度去看，那就很容易看出：生产队轮流分批派出民工去为国家义务劳动，由生产队给自己派的民工记工分。也就是说，农民是以生产队集体的名义为国家尽义务的。那时生产队里一年四季都有在外做义务劳动的民工。我1973年一年内就去当了两个月的民工：一个月是去修栗子坪电站到县城的运输公路，一个月是去加固德亭龙佛水库的大坝。这种义务劳动形式上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徭役。

当然，当时的国家干部职工也常参加义务劳动。1958年5月25日毛主席、周总理就曾带领中共中央的干部到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但那时农民的义务劳动则是经常的、大量的和长期的，从上世纪的50年代持续到80年代，持续时间近40年！

那一代农民到底无偿为国家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干了多少活，建了多少工程，创造了多少价值，那是难以计算的。那些工程建设如果放到现在，国家需要多大的物力财力投入，无人去算这笔账。那一代农民为共和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真的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没有那一代农民的义务劳动，就不会有“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那样的神速！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我们决不能把老一代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创造“剩余价值”、通过参加“大会战”的形式为国家义务劳动的这种经济政策说成是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这些决策，都是根据当时的现实国情不得不采取的宏观经济策略，包括当时的国民超低消费、国家超高积累的经济政策都是当时应对特殊国情而采取的特殊经济手段。当时老百姓对政府的“超低消费，超高积累” “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以农补工”“为国家义务劳动”这些决策是理解和支持的，也是积极响应的。那一代农民知道，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并没有装进资本家的腰包，也没有进入贪官污吏的口袋，而是成了国家的资本积累，用于工业发展，用于城市建设；他们的义务劳动不是为封建皇权卖命，而是为自己的国家出力；他们知道自己是在用自己的体力和血汗为自己的国家分忧解难。这是老一代农民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的体现。当时有很多农民常常为自己参加过国家某项建设工程的义务劳动而感到自豪和光荣；农民们常常把自己“缴公粮”的行为称为“交爱国粮”。有很多农民为自己所在生产队能超额完成“缴公粮”任务而感到骄傲。这就是那一代农民整体的思想觉悟水平！

这里必须特别指出，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党内外左倾思想占据上风，使得以高指标、浮夸风、盲目冒进为主要标志的左倾思想泛滥开来。在当时的左倾思想裹挟之下，好多农村的基层干部为了邀功，虚报粮食产量，竞相攀比粮食上缴数额，人为造成这些地区的农民口粮不足，致使不少农村出现了粮食危机，甚至出现饿死人现象。这是在当时全党全国占据主流的左倾思想影响下农村干部在执行农村政策过程中的一次重大错误，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深刻铭记。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和农民为国家做贡献的又一形式是政府对农民的收费、集资和摊派。

1984年全国撤销人民公社以后，改制成为61766个乡镇。后来这些乡镇机构的摊子越铺越大，先后建立起了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武装部六套班子，相继产生了与上级部门对应的“七所八站”：财政所、税务所、工商所、邮电所、民政所、土地管理所、公安派出所，农技站、农机站、水利站、种子站、林业站、植保站、畜牧站、计生站。于是县乡基层公务人员越来越多，县乡财政供养人数急剧增长。

80年代到90年代，是我国政府“精简机构”的呼声最响亮的时期，但也恰恰正是县乡机构膨胀和人员扩充最快的时期。每个乡镇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一百多人。1986年，国家实行财政体制改革，明确各级财政“分灶吃饭”，就是各级公务人员的工资和公务运转经费由各级财政分别负责。县乡村的财政没有足够的合法来源，而不得不处于“违法寻租”的生存状态。90年代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国税地税分开）使县乡财政收入又迅速减少，于是县乡各部门不得不千方百计“依法创收”——想方设法扩大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向谁收费？当然是向农民收费！

根据《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提供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国家从农民那里征缴的各种税收总额增加了四倍多！不仅如此，农民除了要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以外，还有着名目繁多的“提留” “统筹”费用和各项社会集资、摊派以及各种各样的罚款。这些都是农民沉重的社会负担。

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究竟有多少项？这居然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件事。从80年代末开始到本世纪初这十几年时间，各级政府向农民收缴税费的名目之繁多，令人触目惊心！这一时期是坑农害农事件频发的时期，也是农村社会治理最混乱的时期，也是城市贵族利益集团乘机坐大的时期，是社会腐败严重蔓延的时期，是农村社会干群矛盾最尖锐的时期。根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计，仅中央一级的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和集资等项目就有93项之多，涉及国家24个部、委、局、办，而地方政府制定的向农民收费的项目则多达269项，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有些收费项目，压根儿就是乡村干部的随心所欲！

我们不说收税，只说集资摊派和收费。首先，乡镇要集资：乡镇的各个办事机构及七所八站都有集资摊派项目，你找它办事，他就得收费。当时在乡镇流行的四句话就是：“领导就是服务，服务就得有偿，有偿就得收费，收费就是领导。”

建乡镇政府办公楼要农民集资，建乡镇卫生院门诊楼要农民集资，建乡镇所属的机构的办公楼都要农民集资……有的乡镇民政所仅结婚登记一事就得征收多项费用：结婚证工本费、介绍信费、婚姻公证费、婚前检查费、妇幼保健费、计划生育保证金、晚育保证金、儿童乐园筹建费等等。

其次，村里也向农民集资摊派：全部村干部的误工补贴要农民集资，村兽医员、护林员、保洁员及村里安排的勤杂工的补贴要农民集资，村学校的校舍改造费及学校办公经费要农民集资，村里的独生子女奖励费、节育手术营养费要农民集资，村里的公益事业及优抚支出，如敬老院建设费用、敬老院服务人员补贴、村医补贴、烈军属及残疾军人复退军人优待费、困难户及五保户照顾费，都要农民集资，还有修路集资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统统要农民集资！ 因为村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要涉及村集体用钱，那就得集资！那就得摊派！如果不集资不摊派，村集体就一分钱没有！

大家都还记得当时的民谣：

头税轻，二税重，

集资摊派无底洞。

这大办，那大办，

都是农民血和汗；

这达标，那达标，

都是农民掏腰包。

满街都是大盖帽，

看见群众伸手要。

穿黄的，穿蓝的，

张口都是要钱的。

几个大盖帽，

围着一顶破草帽。

三乱之风微微吹，

白条收据一大堆；

三乱之风升一级，

农民身上扒层皮。

农民苦，背朝苍天面朝土，

农民悲，四方摊派八方催，

农民用义务劳动形式为国家付出、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两种形式主要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政府对农民的收费、集资和摊派这种形式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里。如果说前两种形式是农民心甘情愿的话，这种对农民的收费、集资和摊派的形式则遭到了农民不同程度的抗拒。

取消农业税之前的十几年里，农民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一时，农民负担问题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地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恶性事件，由此引发的农民越级上访大潮也一波连着一波。

如果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某乡某县某省单独存在的，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不是某一年两年存在的，而是长期存在而解决不了的，那都是政策问题和体制问题！

为什么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义务劳动问题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都能得到农民理解和支持，而改革开放之后的世纪之交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问题却遭到了农民的不同程度的抵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毛主席和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巨大政治信任资本的“储蓄”。中华民族是由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从亡国灭种的危险中拯救的，这就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留下的巨大的政治信任资本的储蓄。所以新中国建国之初老百姓才发自内心地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正是在这种世代报恩的感情在支撑着中国农民对共产党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戴。所以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便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人民群众仍然初心不改，依然拥护党的各项政策。改革开放以后，毛主席和共产党储存在人民心中的政治信任资本储蓄中仍有一定余额。到了世纪之交这一时期，党内政治腐败的泛滥在不断消耗着这笔政治信任资本储蓄的余额，各级政府对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更是日益抵消这笔余额，这时农民对国家的农业政策不再绝对信任了。于是，就出现了农民对政府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政策的不同程度的抵抗行为。

中国工业的发展的原始积累是靠中国老一代农民一口一口从嘴里抠出来的。当时的农民风里雨里劳苦一年，分红时全年的工值可能只有几十块钱。正是农民的这种付出，才逐步给我们贫穷的国家积攒了一些家底，才使我国的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资本积累做出的牺牲究竟有多大！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让中国农民付出了太高的代价，甚至是几代人的代价！国家亏欠那一代农民的已经很多了，很久了。

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建成了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家千万记着，其中包含着那一代农民的牺牲和贡献。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一代农民有很多已经离开了人世，我们即使想报答他们也没有机会了。当下，那一代老人中还有一部分正在乡村的老屋里煎熬，或正躺在病床上呻吟。国家不能忘了那一代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朴实憨厚农民！

人，要有良心；国家，也要有良心！

我们应该向那一代农民致敬！

四、乡村治理功能的退化与农民的一盘散沙

农村的衰落不仅仅表现在农业产业的衰退和乡村文化的衰微，而且表现在乡村治理功能的退化和农民的一盘散沙。

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在于是否能激发农民的活力。当最基层的农民没有活力的时候，当农村的经济发展没有活力的时候，就证明基层的政治经济体制也缺乏活力了。人民公社后期出现过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制度僵化、缺乏激励机制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同样也出现了体制僵化的问题。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一定的产权是一定的治权的经济基础；一定的治权是一定产权的政治保证。也可以说，一定的产权支撑一定的治权，一定的治权保护一定的产权。产权和治权是互相依存的。要使乡村组织享有有效的治权，就必须巩固其治权的经济基础——产权。这是健全农村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

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一直为集体所有制。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是通过集体对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一组权益来实现的。人民公社时期，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实现的。集体占有，集体经营，集体管理，共同生产，统一分配。这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生产队集体拥有对土地的管理权、调控权和收益权。正是这种土地集体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维持着村庄政治经济根基，维持着村庄的农田水利系统，维持着村庄的道路，维持着村庄的规划，维持着村庄的公共生活设施，维持着村庄的伦理和共同价值观，也就是维持着村庄的有序治理。如果废除了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就意味着村庄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要坍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所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已经虚化，已经被架空了。土地集体所有权就成了“虚权”。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包干以后，集体对土地的统一经营权没了，发包和调整的管理权没了，“村提留”的收益权也没有了。这样，集体所有制不是彻底被虚置了吗？不少山区农村的村集体没有任何可以掌控的经济资源，导致村委会的地位非常尴尬。

现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对行政村的治理功能和人民公社时期相比，已经严重退化了。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在不少地方流于形式，甚至在某些地区被黑恶势力所把控。强大的宗族势力，死灰复燃的封建迷信和宗教信仰，连同日趋抬头的帮派势力，都是乡村治理功能退化的结果。

实行大包干以后，“村民村庄共同体”逐步解体，村民成了高速流动化的个体，中青年农民多数常年在外打工，他们与行政村的基层组织之间处于游离与隔膜状态。村委会没有了经济支配权，什么事也办不成。农田水利设施损坏严重，村集体没有经济能力维修；农户经营规模日益萎缩，农民在农业方面的受益越来越少；村民的荣辱得失、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与村委会没有多大关系。行政村不再是一个凝聚人民群众利益的共同体了，村支部与村委会的治理功能也就逐渐退化了。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中国农村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村庄的形成，是千百年来农耕文化发展的自然选择。乡村是自然、社会、经济三位一体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乡村具有农村居民点的居住功能；具有融合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功能；具有融合政治文化和地域民俗的功能；到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的功能又扩展到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组织载体功能和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功能。农村“大包干”实行以来，村庄功能也被大大的削弱。特别是乡村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功能没有了，村庄只剩下了单纯的农村居民点的居住功能。土地集体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处置权、收益权统统与乡村集体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了。

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有些乡村两级的治理出现了“灰色化”倾向，因为乡村治理的这种“灰色化”可以减少管理成本。例如，乡镇政府及其村级组织或明或暗地利用社会强势群体（宗族势力、黑恶势力、富人群体），对农民实行强势威逼式的管理。譬如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阻止上访等一些棘手的问题上，乡村干部会雇佣以上人员去处理问题；上述强势群体介入管理后，作为回报，乡村干部会默认这些人去独霸市场，强占公共资源，或给予他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劳动模范等政治头衔或荣誉头衔，让他们用来漂白自己的身份。

乡村基层政权功能的退化突出表现在：村支部和村委会没有了凝聚力，没有了公信力，没有了感召力，没有了动员力，没有号召力。村支部村委会想召开一个全村的群众大会都组织不起来。这种状态下，村干部没有权威，老百姓不信服乡村干部，只害怕黑恶势力，只害怕流氓恶棍，使不少农村社会变成了丛林状态。

由于世纪之交这一时期农业农村政策的一再失误，导致农村多种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这一时期的农村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农民上访潮”。为了解决上访问题，当时有些人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办法，消耗了各级政府大量的“维稳”经费，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因为矛盾没有得到根本化解。

乡村治理失序，已经制造了很多内生性风险，这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经常不定期爆发。政府用于“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当时有些乡镇每年用于“维稳”的经费就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农村中的基层治理问题已经形成了令人担忧的危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只能通过“乡村能人群体”的“灰色治理”来勉为其难地维持村庄基本秩序。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六大”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农民由于穷，打不起官司，请不起律师，农民享受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律就变成了富人或权势群体欺负穷人的工具了，农民只好忍气吞声，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会走极端，由一个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这就是乡村治理混乱导致的直接结果。

乡村的农民组织有的消失了，有的弱化了。譬如农村原有的共青团组织、民兵组织，像流在沙漠里的河水，不知何时悄悄消失了。村里的妇联组织被严重弱化了，只剩下一个可有可无的妇女主任。

人们常用“没组织没纪律”这句俗语来形容那些没有纪律观念的群体。其实没有纪律是因为没有组织。人们没“组织”了，也就没“纪律”了。村民没组织没纪律了，也就成了“野百姓”了，群众成了一盘散沙了，人心也就涣散了。农民没有“组织”了，村民也就没约束了，没底线了，没敬畏了。村民选出来的村官，要么成为上级的代理人，要么成为强势群体的傀儡，要么一点权力也没有，什么事也做不了。那些远离城镇的村庄，早就将集体财产分得干干净净，村集体已经没有任何经济收益。有不少村集体的经济实力还不如一个富裕的家庭，这样的村支部和村委会还能干成点啥事？村民有了天灾人祸的特殊困难，村里没钱救济，不管不问；村庄出现见义勇为的典型，村里没钱奖励，不吭不哈；村庄德高望重的老人去世，村里毫无表示，不理不睬。村支部和村委会管不了人，管不了地，管不了物，管不了钱，管不了事……这种情况下，村支部村委会还能有什么作为？还能有什么动员力和号召力？还能有什么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完全空心空壳的村级机构就谈不上起码的村级治理！

那些城乡交叉地带的村庄和一些“城中村”的村庄，这些年来由于有地可卖，有房子可拆迁，村集体尚有部分经济实力。但这些村庄又往往是村干部和社会黑恶势力结帮、与贪官污吏结盟的灰色地带，是村官违法乱纪的高发地带。

农村分田到户以后，村委会没有了组织农业生产的功能。取消农业税以后，村委会的功能更加弱化，也使乡村社会的散漫化、灰色化更加明显。农业税的取消，村民自治组织的财政基础也随之削弱，村支部村委会没权可用，也没事可做。村主任是民选产生的，但他们的工资是由上级政府发放的，这就成了村主任的尴尬。

农民没有了自己的组织，谁来代表农民的利益？谁来配置农村资源？实践证明，依靠权力和资本来配置资源，配置的结果只能是：把大部分资源配置给了优势阶层。医疗资源90%配置到了县级以上医院，教育资源主要配置给了重点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配置到了城市里。现在城市里的公园、小区及绿化地带的灌溉系统非常完备，而农村农田的灌溉系统破败不堪，也无人理睬。试问：是城市公园的灌溉系统重要？还是农村的农田灌溉系统重要？全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农民越来越少，没有人为农民说话，农民只有仰天长叹。

免除农业税之前，由于农民负担过重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取消农业税以后，变成了由上级政府承担对村里公共开支的责任，这就导致村干部“谁给钱，我对谁负责”。如此下去，基层治理不但要以钱为手段，而且成本将会不断增加。

这就是目前农民一盘散沙、乡村治理功能严重退化的现状。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对村庄的治理功能退化的深层原因在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体制已经缺乏活力了。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五、国家农业农村政策的演进过程及经验教训

目前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农业农村政策是如何变化的？新中国农业曲折前行七十年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们必须用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来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分析。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农村经济都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新中国建国初期，全国大约有1亿个农户，建立互助组后，变成了约700多万个互助组，成立农业社后，变成了79万多个农业社，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全国的合作社就变成了52781个人民公社。

成立农业初级合作社以后，中国的农民突然要面临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经济。这在中国农村是个开天辟地的新事物。怎样管理公有制的集体经济，这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也无从借鉴。按理说，面对这种既陌生又新鲜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农业的管理，应该慎重行事，将经营规模由小到大逐步扩展，逐步积累管理经验。但是，刚刚加入了农业社的中国农民正在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感到无比地兴奋和激动。特别是到了大跃进时期，中国农民精神抖擞，豪情万丈，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也高喊着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左倾”思想产生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浮夸风、公社化运动的“共产风”、1959年到1961年成立集体食堂的盲目冒进，都严重脱离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也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我国三年严重的粮食危机，甚至河南等地出现了饿死人的惨痛现象。应该承认：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左倾冒进，对新中国农村、农业、农民是一次很大的伤害。对此，我们没必要回避。

解散集体食堂以后，我国的农村经济政策经过重大的调整和改进，农业生产很快步入了稳步发展阶段。1964年以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水库，修水渠，筑堤坝，建排灌站，把荒山河滩改造成良田，把山坡丘陵整修成梯田，农业水利设施有了较快发展。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就是这一时期农业学大寨的辉煌成就。

“农业学大寨”为农业生产的条件的改善，为促进农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风格对中国农民也产生积极的思想引领作用，提升了中国农民的精神高度。

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在新中国存在了20多年，它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管理农村、管理农业、管理农民的一种组织形式。在人民公社时期，几千年靠天吃饭的中国农民曾经组织起来，把祈求皇天的诚惶诚恐变成了改天换地的自豪。我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消灭了贫富分化，实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修建了八万多座水库，修整了上亿亩的梯田，建成了初级的农田水利灌溉系统。这就是集体经济取得的成就！

人民公社，为新中国农业农村的建设和发展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虽然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农业还很落后，农村和农民还很贫穷，但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农业担负起了“以农补工”的艰巨历史使命，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当然，人民公社毕竟是新中国一种开天辟地的制度创新，毕竟是一种“寻找路径”的艰难探索。既然是探索，就难免会出现波折和失误。譬如，人民公社时期也确实出现过“共产风”“浮夸风”“盲目冒进”等等左倾错误。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多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制度僵化、管理体制中缺乏激励机制，压抑了农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些弊端也确实存在。但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业的发展在整体上是在“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这也是客观事实，应该充分肯定。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时，我们没有认识到：农村的改革，应该是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不是对过去农业农村政策的彻底否定。这时，我们本应该认真总结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农村政策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本应该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方面、在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在创新集体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方面，在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途径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来得及理性地总结人民公社的成败得失，就把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村“大包干”政策的实行，把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管理模式彻底打回到旧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现在看来，恐怕也是一种失误，这一次是右倾错误。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

我国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的第一阶段大体上是1978——1983年，政策调整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分田到户，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质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交给农民个人。

由于人民公社后期的体制僵化，缺少激励机制，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分田到户之后的前几年内，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释放，勤劳的农民把村前屋后、坡坡岭岭、沟沟洼洼，能种庄稼的地方全部给种了，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再加上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新品种的推广，化肥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粮食总产量迅速提高。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活力时候采取的一个矫枉过正性质的刺激性策略。这一时期粮食产量的迅速提高，既是农业科技对农业的极大推进，也是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被长期压抑之后又突然释放形成的短时间内的一种夸张性反弹。这种反弹给人一种错觉，误认为“分田到户大包干”就是为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实际上这种“释放”的时间不可能太长，释放的能量也十分有限。到80年代后期，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放缓就是证明。

我国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的第二阶段大约是1983——1988年，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不离乡”，从事多种经营。这一阶段，农民虽然不能离开乡村，但可以离开土地，获得了在本乡本土发展“非农业”经营的自主权。这就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私营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到了80年代中期，农民在吃饱饭以后，又通过卖点余粮和发展副业，手里稍微有了点资金积累，一部分农民跳出祖祖辈辈死守的土地，在手工行业、修理行业、饮食行业、农产品加工行业、建筑建材行业、服装加工行业、流通运输行业等领域寻找出路。国家在也在金融、税收等方面也给以扶持，于是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首先成为“万元户”或“十万元户”。乡镇企业很快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一批农民企业家出现了。

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乡镇企业用地权力仍为集体所有，这一特例使农村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这10年当中，基本农田以外的土地使用权基本上有乡村自主决定，一般乡镇就可以审批。这10年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粮食产量直线上升以外，还形成了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和个体经济异军突起的可喜局面，这同时也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奠定了制度基础。大家看一下华西村、南街村、刘庄村的集体企业基础，基本上是那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苏南的集体企业、温州和广州的等沿海地区的个体私营经济，也是那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

这一阶段的改革，激励并保护了农民在乡村创业的积极性。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新增值的70%是乡镇企业和农业创造的！这一阶段的改革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合理配置，使农村约1%的农民成为企业主，约10%的农民成为乡镇企业职工。乡镇企业的出现和蓬勃发展使农村有了活力，有了生气，使农民有了出路，有了希望。这一阶段的农业农村政策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我国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的第三阶段大体上是80年代末年到本世纪初党的十六大前，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对乡镇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

80年代末，有人认为当时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管理水平低，没有发展前途，提出要以国内广阔的市场换取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出要大力发展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了吸引外资到中国来，国家政策给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土地超低价，税收减免，财政金融支持，低环境成本，低价劳动力等等，享受多种优惠政策。

1988年国家《土地法》出台，国土局成立，乡镇企业用地权收归国家，农民集体没有了处置集体土地的权力，所谓“土地集体所有权”开始成了“虚权”，乡村集体不能在集体的土地上发展乡镇企业了。接着要求各地新办企业必须进入划定的“经济开发区”或“产业聚集区”。这使乡镇企业的用地成本大大增加。并且这一时期正是乡镇企业税负最高、农民负担最重的时候。中国中西部的乡镇企业与外资合资企业已经不是在一个平台上竞争。这对乡镇企业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官方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接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停了下来，一切为了“维稳”。中央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治理整顿”政策。国家银行不再给乡镇企业贷款了。这对乡镇企业又是一个沉重打击。接着，国家对乡镇企业实行产权改制，也就是把集体所有制企业与集体剥离，改为民营企业，即私人企业。改制的结果是：乡镇企业一部分被“关、停、并、转”，一部分成为私人企业。蓬勃兴起的乡镇集体企业几乎全军覆没！

关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到80年代末，由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一次重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体制的机会，但可惜的是，我们错过了这次契机。1989年以后，国家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治理整顿，使农村“重建集体经济组织”的努力被阻断。在政策导向上，则是乡镇集体企业纷纷与乡村母体在产权归属上彻底切割，把集体企业变为个体经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支撑最后被掏空。8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到了90年代已经处境艰难，风雨飘摇，急剧萎缩，纷纷倒闭，最后消失殆尽。

这一阶段内，大力倡导国有企业改革和乡镇企业改制，倡导民营经济，高喊着“不要争论姓社姓资”，提出“改革的步子再快一点，胆子再大一点”。这一时期内，国家以乡镇企业改制的名义，以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名义，把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整垮，是这一阶段我们农村政策的又一次失误。

本乡本土的乡镇企业一个个消失了，这又逼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得不“离土又离乡”，抛下父母妻儿到城市打工。于是，“打工潮”从中国农村出现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失去了本地乡镇企业的依托，就只好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体力。这里举一个例子：90年代末，贵州有一个乡发现了锡矿、铅矿、煤矿，本地的乡镇集体没有经济能力开发，于是一些外省的有钱人闻风而来，在这里开矿。附近的村民就到矿上当农民工。每天从这里运出去的矿产的价值就高达40多万元，每年有上亿元，矿主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大约是50万元，而那些运矿石的超载重型卡车把当地的道路压坏了，这50万元还远远不够用于维修这些道路的费用。

矿开了，集体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这些矿石有些是有毒的，当地到矿上务工的农民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在这里干活如果超过三个月，就会有生命危险。农民工们从事这样的劳动，当时每月工资只有300元左右。

你说那里穷，每天都有那么多的财富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去，投资者暴富了，当地人受益甚微，但受害不浅：水源污染了，空气污染了，植被破坏了，道路损坏了。这就是乡镇企业倒闭消失之后乡镇政府的无奈，这就是失去乡镇企业依托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假如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能得到正确的引导扶持，能得以持续发展，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由于中国农业一家一户的零零碎碎的生产方式实在太落后了，效益实在太低了，和发达国家现代化农场全程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相比，生产效率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即使国家给农民发放“种粮补贴”，农民种粮食仍然不挣钱甚至亏本，于是就出现了耕地的抛荒、国家粮食总产量减少、粮食自给率下降的问题。由于中国农民生产粮食的成本太高，国内粮价也就远远高于国际粮价，国家只好用增加粮食进口来应对。在国际政治局势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国人碗中的饭，至少是部分国人碗中的饭，要依靠别人来供给，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国家隐忧。因为民以食为天，粮食关乎国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即便是只有极少数国人的饭碗要依靠进口粮食解决，也是足以让人提心吊胆的事情。这就是说，农业的衰微又导致了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出现，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解决农业、农村以及农民的出路问题。

当乡村干部们一再呼唤“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呐喊的时候，我国就已经到了必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但是，我们又没有及时调整农村的经济发展政策，地方政府仍在疯狂追求GDP增长。这种“GDP崇拜”的畸形发展观、畸形政绩观，导致了国家经济的粗放型发展，也导致了忽视农业、农村的倾向，使伤农害农事件屡屡发生。特别是1989年到2002年这十三年，是农民负担最重的十三年，也是乡村治理最为混乱的十三年，更是农村中恶性事件屡屡发生的十三年。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阶段的农业农村政策进行深刻反思。

我国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的第四阶段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其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工业反哺农业，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扶贫攻坚和做出乡村振兴的战略决策。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农业农村政策有了明显调整，农民负担开始大幅减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逐年加大。例如“村村通”农村公路网的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农业税的取消，深山农户的移民搬迁，“种粮补贴”的实行，农民养老金的发放。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开始了扶贫攻坚战并取得了显着成效，党的十九大提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开始了全面谋划、综合推进振兴乡村的伟大事业，成就有目共睹。

但是，由于中国的三农问题已经是几十年来形成的痼疾沉疴，解决三农问题也决非一朝一夕之事。

回顾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农业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新中国建国之初的50年代，把农民组织起来是正确的，但应当在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发展中逐步积累经验，而过早地进入人民公社反倒欲速则不达，显得过于激进了，这是犯了左倾错误；改革开放后40多年来，我们又长期维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经营模式，没有抓住农业和农村发展乡镇企业、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的契机，又拖延了农业发展的进程。这是犯了右倾的错误。

早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总理就庄严宣告：“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近五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工业、科技、国防现代化都已经实现了。唯独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反而倒退到了一家一户经营的小农经济时代，成了全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短板，三农问题成为全中国人民的痛点。

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道路注定是艰难曲折的，每一步都是探索之旅，需要我们摸索着前进。我们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前赴后继，继往开来，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道路。

六、乡村振兴，路在何方？

面对农村的萧条，农业的衰败，农民的无奈，2017年中共十九大作出了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农业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20个字，是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而战略目标是要靠一个个的战术措施去实现的。由于这里只讲了战略而没讲战术，所以在广大农民心中和眼前的迷雾仍未廓清。譬如中国农业发展走什么样的具体道路？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未来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什么样的？是小岗村模式？是南街村模式？是大寨村模式？农民心中仍然不够明确。

乡村要振兴，首先必须明确回答：中国农业发展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大战术措施。

有人主张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应该继续维持目前的“大包干”，继续走“安徽小岗村”的道路。

全国数亿农民用四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分散的小家庭经营这种农业生产模式不利于农业的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不利于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实现，不利于扶农资金的有效使用，不利于农民抵御市场风险。

我们不是要讲“三个代表”吗！那我们不禁要问：“大包干”的农业生产方式能代表中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吗？能代表中国农业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吗？能代表全体农民的根本利益吗？

我们不是讲“科学发展观”吗？那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一家一户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体现我们中国农业的科学发展吗？

我们不是说改革要改出效益吗？那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它的农业制度、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组织形式，难道不是一直都是：一家一户的、没有组织的、个体单干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吗？中国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大包干”只不过是将中国农业再一次地打回到了中国封建农业制度的原型！分散的小家庭经营毫无效益可言！

我们不要再神话带头包产到户的小岗村了！大包干的“小岗模式”已经没有生命力了！

这条道路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康庄大道。

有人主张中国农业要走菲律宾农业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前几年不少地方提倡的“龙头企业带农户”的模式。那就是政府扶持城市企业家下乡，以“公司+农户”的方式整合农村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显然，这种道路不符合我国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千差万别的实际，不符合中国农民和农田高度分散的国情。

“龙头企业带农户”这种发展道路，就是让资本家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导，并分享农业产业化的大部分收益，农民被动接受资本的整合。我们对这种农业发展的道路深感忧虑。

个体小农很难和企业资本家结成联盟。因为资本的天性是追求垄断利益。与农民没有任何地缘关系的资本家来到农村，很容易和腐败官员结合，和黑恶势力结合，和富人“能人”等强势群体结合，他们必然是要追求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高回报的经济效益，他们很可能会剥削小农的利益。

“公司＋农户”的农业发展道路，其实就是党和政府通过支持资本家扶持农民，再依靠资本家转达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怀，并由资本家组织农民建立起党在农村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那必定会导致我们党和政府离资本家越来越近，离农民越来越远。

我们不能把中国农民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资本家身上。如果我们把很多优惠条件给了这些资本家，企图让资本家救助农民，结果很可能是让这些资本家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多，小农加速破产，农民依然贫穷。

这种企图“由富人带动穷人以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子已经证明是走不通的。

还有人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要从土地私有化那里找方向、寻道路——主张农村土地彻底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现在的“土地流转不畅”就是现行土地没有彻底私有化造成的。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以私有化为底色的“现代产权理论”。这些理论在误导了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后，又误导了农村的乡镇企业改制，现在要开始误导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目前中国农业的“小农劣势”不是私有化可以解决的。一旦形成制度性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市场自由买卖，短期内会有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交易的方便性，但从长期看，它会为资本下乡的“圈地运动”大开方便之门，它带来的恶果将十分严重：一方面，在地方权力与资本结盟的强势介入下，本来就无心经营农业的“小农”会大批失去土地。小农丧失了在农村生存的根基之后，一部分农民又无法在城市立足，这就很可能会造成城市贫民的增加，造成农村“新地主”和“新贫农”的对立和贫富分化的加剧，造成新的社会动荡。

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也有人主张中国农业发展要走台湾农业的道路。就是政府扶持“农民组织”，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经济，变分散的小农为有组织的“现代大农”，让农民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导。

这条道路对于我们应该是有借鉴价值的。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选择。中国的农民只能依靠党和政府的支持而组织起来走上集体化、合作化道路。

这是一条既有成功经验可以汲取、又有失败教训可供警示的道路。

党的十九大前后，贵州农村出现了一个由“包产到户”重新回归“乡村集体经济”的塘约村。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又出版了《塘约道路》一书，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塘约的集体化道路再次为中国广大农村提供了借鉴。

在解散人民公社的时候拒绝分田到户，一直坚持集体经济体制的河北省周家庄，还有河南省南街村，山西省大寨村，与后来由分田到户又回归集体经济体制的贵州省塘约村，像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中国大地，成为中国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

现在，绝大多数农民单纯依赖种庄稼而生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纯农业的小家庭经营模式正在走向终结。农民除了一部分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之外，留守农村的农民必须重新组织起来走多业并举、综合发展的集体化道路。

乡村集体组织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母体组织。从大寨村到华西村，从刘庄村到南街村，从塘约村到将军村，从周家庄乡的农工商合作社到烟台市的村级领办合作社，它们都在引导农民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经营中取得了成功经验。这些“集体经济试验田”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村镇集体经济模式是有生命力的。中国农业重新走回集体经济，应该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不会走回过去的“纯农业”的道路，不会走回那个贫穷的时代。

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必然和中国的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在我们选择了确定的农业发展道路之后，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国家土地政策体系和土地制度体系，有一个科学、公平、公正的土地政策作为制度保证。

农村闲置劳动力和闲置土地是农村建设的两大物质基础，农村有数亿的季节性闲置劳动力，有数亿亩抛荒的闲置耕地，还有更多的非农业用地，如果有一个科学、公平、公正的土地政策作为制度保证，就有可能激活闲置劳动力和闲置土地等要素，那将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力量。

要让几亿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留守乡村的农民要重新配置农村资源，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城乡大变局当然需要有国家法律和土地制度层面的配套支持。这个大变局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投资规模，带来多大的消费市场，不可估量，潜力巨大。但这种变局同时也必然产生不可预知的新的社会问题，伴生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目前才只有一部分农民进城，土地问题就乱成了这个样子：征地问题、拆迁问题、钉子户问题、土地定价权问题、城镇规划问题、“城中村”开发改造问题，房价虚高问题、户籍问题、污染治理问题，都与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密切相关。由土地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已经形成了行政执法的老大难问题，成了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有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它需要对不同类别的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问题有明确清晰的界定。这是从法律层面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这是农业农村政策体系建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步过去了，就可能产生对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过不去，农民还会与政府在法与情、法与理的混合交叉地带缠斗博弈。这种长期持续的不断缠斗，会削弱党政机关的执政的权威性，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增加国家治理成本，也诱导着老百姓朝着“痞子化”的方向发展。

中国农业如果重新走回集体经济的道路，除了解决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问题之外，还要扶持建立相应的农民组织体系，解决农民的一盘散沙问题。这是乡村振兴的又一重大战术措施。

中国目前农业的零碎性和散漫性在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太低。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让农民组织起来。只有“农民组织”充分发育，小农才能联合起来，过剩的劳动力才能有效地动员起来，民主自治才有组织保障，乡村社会管理才能行之有效。

要借鉴原来农村的合作社组织、民兵组织、共青团组织的组织方式，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的各种农民组织。要让农民有安居乐业的身心归属感。

农民穷，是因为农民没钱花；没钱花是因为农民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不能干，不敢干，想干也干不成。中国农村每天都有许多事需要人干，而同时每天都有许多人没事干。中国农村最大的优势是劳动力，浪费最大的也是劳动力。为什么没有人来配置农村劳动力？因为农民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起来。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聚沙成塔。乡村振兴，就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高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这些都离不开农民的组织化。

我们不要再让农民工抛家舍业、妻离子散去城市打工了！农村常年大规模人口流动，让农民不能安居，也不能乐业，这不应该是农村发展的常态，农民也不想要那种动荡不安的人生。况且，农村青壮年农民都外出打工了，我们靠谁来振兴乡村？

结语

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物质条件的改善，更是乡村文化血脉的延续和乡村精神文明的复兴。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我们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人文精神，充分发挥乡村文化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培育文明乡风和淳朴民风，尤其是要用教育打破穷和愚的因果循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乡村振兴，也不是为城市中产阶级和文艺青年提供看星星看月亮的休闲娱乐去处，而是要为没有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民提供基本保障。

乡村振兴不是任何单项改革所能完成的工程，而是一次全面谋划、综合推进的伟大事业，是一个系统性的宏大工程。乡村振兴，不仅要体现共产党百年前的建党初心，也要融入百年来一代代乡贤的乡建思想，还要借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调动农村的一切积极力量来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和谐发展。

乡村振兴，既需要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要有乡村干部的贴地潜行；乡村振兴既需要启迪民智，也需要开发民力，既要有知识分子的智慧参与，更需要广大农民的力量投入。我们需要发动社会大众参与对农业和农村的改良实践。

我们殷切期盼着在我们心中描绘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图景早日成为现实！